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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生卒年代考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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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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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曾被斥为“伪作”，所以依据所谓“伪作”进行的考证难免有以讹证讹之嫌。现在《礼记》的真实性得以证实，因为郭店楚简与上博楚简中各有《缁衣》一篇，据专家考证《礼记》中的《缁衣》虽与新近出土的楚简《缁衣》有一些文字上的出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⑾，这说明《礼记》中的大多数篇章作于战国时期，是可信的史料。根据以上的证据，《礼记·檀弓》中关于子思家世的记载也是可信的。然而，既便这样，钱穆先生的考证仍有令人疑惑处。钱穆先生根据“子思有兄”这一事实，就认定“子思之生，不能甚前”，实在尚欠合理，亦缺乏说服力。古人成婚较早，得子也相应较早,况且如果伯鱼有两个儿子，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未必很大。子思的出生既便不能太早，未必一定就很晚，况且他是“遗腹子”的说法不见记载。
其次，钱穆先生因受时代的局限（因《中庸》有“车同轨、书同文”等语，清人袁枚、叶酉、俞樾疑其晚出，钱穆从之），以为《中庸》系“伪书”，出于“秦世”。由此推断《史记·孔子世家》所载有误，这种主张现在已无法令人信服。《中庸》系子思之作的事实，学者郭沂等进行了详考⑿，就此问题，我们不再赘述。至于“车同轨，书同文”等句，系后来窜入的文字，它们并未改变《中庸》的原貌。既然现在能肯定地说，《中庸》系子思作品。那么，《史记·孔子世家》中关于子思的记载未必不是事实。钱穆先生因怀疑《中庸》是“伪作”，就推翻与之相关的其他记载，多有不恰当处。
再次，《史记》系较早的个人化历史著作，错误之处当是难免，但未必处处是错。伯鱼的生卒有《史记·孔子世家》以外（如《论语》）的确证，这说明司马迁的记载是有所依凭的，并非空穴来风。司马迁曾游访过鲁国故都，亲自“观孔子之遗风”（《史记·太史公自序》），我们有理由相信《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子思的情况是可靠的。而《孟子》一书重在阐述孟子的思想，对子思的论说多为其思想观点服务，并不讲求事件的实证性。钱穆先生怀疑《史记》记载的可靠性，却以《孟子》的记载为其佐证之一，亦失恰当。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如何理解子思曾“为鲁缪（穆）公师”（《汉书·艺文志》）这件事。钱穆先生之所以认定子思是遗腹子，且享年八十有二，原因如前所述，因为依《六国年表》所载，鲁穆公元年为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依钱穆先生所考，鲁穆公元年为周威烈王十一年（公元前415年），鲁穆公元年距孔子去世有七十二（依《六国年表》）或六十四（依钱穆所考）年。如果子思享年诚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年六十二”，那么钱穆先生认为子思“无缘值鲁缪”。为了证实子思“为鲁缪（穆）公师”这件事，只好将子思视作遗腹子，且将其寿命延长为八十二岁，只有这样，在鲁穆公在位的前几年，子思可为其师。
子思曾“为缪（穆）公师”这件事，在《孟子》与《礼记》中有记载。《孟子·万章下》说：“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礼记·檀弓下》记有：“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君反服，古与？”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篇《鲁穆公问子思》，其形制与《缁衣》不同，有学者认为系子思后学所作。以上这些传世史料和出土佚集都证明，《汉书·艺文志》所载子思“为缪（穆）公师”确有其事，这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钱穆先生把考证的视角固定化了，对子思“为缪（穆）公师”这一事实的理解，犯了一个时间上的错误。我们认为子思确系鲁穆公师，但是在穆公为太子时，而不是穆公元年以后。我们的证据是：第一，楚简佚文《鲁穆公问子思》是公元前300年以前写成的，是关于子思与鲁穆公问答作品中的一篇⒀，为子思后人及门人所传。孟子肯定能看到《鲁穆公问子思》诸篇，并且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孟子》一书中数次出现子思与鲁穆公对话的篇章。第二，从郭店出土的竹简形制上看，“《鲁穆公问子思》与《穷达以时》简两端皆修削成梯形，简长二十六点四厘米。编线两道，编线间距为九点四---九点六厘米。”⒁ 这种形制与可以确认为子思作品的《缁衣》和《五行》有所区别，“《缁衣》、《五行》两篇简两端均修削成梯形，简长三十二点五厘米，编线两道，编线间距为十二点八---十三厘米。”⒂ 形制不同，自然也说明这些竹简，分属不同的集类。第三，《鲁穆公问子思》的内容是关于子思“恒称其君之恶”的记载，这一点由《孟子·万章下》为证。依照《论语》成书的过程，《论语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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