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汉书·艺文志》）可见先秦时代，弟子有记载其师与“时人”“应答”之言的传统，《鲁穆公问子思》也是其弟子或后人记录的子思语录的一部分。大凡弟子记载的其师言行，在其师去世后会汇编成册，这点正好印证了郭店出土的《鲁穆公问子思》一篇与《缁衣》形制为何不同的一个原因。第四，既然《鲁穆公问子思》系子思弟子或后人编篡而成，他们在追述子思与鲁太子显（鲁穆公名显，见《史记·鲁周公世家》）之间的对话时，子思已去世，而太子显已为鲁公。所以自然地将两人的对话分列为“鲁穆公”与“子思”间的对话，这正如我们时常见到的情况一样，是由于时间的流逝而造成的回忆过往情形的一种惯常手法。“追述”的记载方式往往注重的是当时的对话内容，未必引用原话，亦未必用当事人当初的身份来指涉。《孔丛子》为了抬高子思的身份，杜撰出孟子拜见子思的一幕：“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子上（子思之子）侍坐焉，礼敬子车甚崇。”（《孔丛子·杂训第六》）这也说明古人著书时为了抬高追述对象的身份，会有意识地变更追述之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追述对象的身份等。将子思与鲁太子显的对话记述为“鲁穆公问子思”，部分地也出于这种目的。至于《孟子·告子下》和《孟子·万章下》中的记载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春秋以来，夹在齐楚之间的鲁国，倍受强国侵挠，至战国时这种情况越发严重，但这并不是鲁穆公时代的特殊现象。显既然以后能为鲁公，其作太子时势力也当然可观，自然有一些门人，子思是其中之一。因子思为孔子后人，又有学问，故尊其为师。钱穆先生把子思与鲁穆公间的关系固定化了，自然只好将子思卒年与鲁穆公继位的前几年进行时间上的交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子思曾为“鲁缪（穆）公师”。
至于上述其他学者所说的子思与孟子为“同时人”且“过从甚密”的说法，实在经不起推敲。既使孟子的生卒亦有可疑之处，但他不可能见到子思，理由是保存较为完整的《孟子》一书，从未讲起孟子从游于子思一事，且孟子讲起其就学一事时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可见孟子的老师“未必是很有名望的人”⒃，据杨伯峻先生推断，子思之子子上“也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师”⒄。《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这也是事实，所以他们为“同时人”且过“过从甚密”的说法是欠妥的。
总之，我们在分析钱穆先生与其他学者关于子思生卒的考证后，得出以下结论：我们认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子思生平是可信的，他是仲尼之孙，享年六十有二。钱穆先生的考证主要依据子思“为缪（穆）公师”展开，却也因此犯了判别时间方面的错误。而其他学者的说法更不足信。孔子在世时，子思可能已是幼童，他死于公元前五世纪后二十几年，此时，鲁太子显已二十至三十几岁，显尊礼子思之事发生在子思的晚年，至于子思与孟子是“同时人”的看法则不可能成立。
参考文献：
（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P172，中华书局，1985年。当代学者李学勤等认同此种说法，详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P14。
（2）（3）彭林《郭店楚简与<礼记>的年代》,《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P54。
（4）（12）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P434，上海教育出版社，同见廖名春《荆门郭店与先秦儒学》，《中国哲学》第二十辑，P60。
（5）（6）（7）（8）（9）（10）钱穆《先秦诸子系年》，P173。
（11）周桂钿《郭店楚简<缁衣>校读札记》,《中国哲学》第二十辑，P204—220。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