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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商周青铜器性质及相关问题的新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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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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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大量的发掘和研究，基本建立起了本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和谱系。洞庭湖东岸的岳阳地区，商代前期今岳阳市以北的长江南岸分布着以铜鼓山遗址为代表的典型商文化，而此以南地区虽然受到商文化某些影响，但基本上是本地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延续。大约相当于殷墟一期左右，随着商文化从南方撤退，铜鼓山类型商文化消失，地方文化迅速崛起，通过与各周围地方文化的重新组合，完成了本地区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的过渡，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土著青铜文化。
岳阳地区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们在长沙地区的望城县高砂脊西周时期遗址的发掘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收获。高砂脊遗址出土了一批特点鲜明的陶器和青铜器，年代相当于商末至西周中期，主要存在于西周早期。从陶器来看，明显有两大类文化因素，一类是以大型宽折沿釜、鼎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另一类是以仿铜小陶鼎为代表的外来文化。铜器中有极少数可以肯定是中原铸造的产品，如一件体形稍大的铜鼎上有铭文。另外多数铸造技术粗劣、胎质较薄的小铜鼎和武器、工具等无疑是在本地铸造的，其中不少器物已经孕育了本地春秋以后“越式”铜器的典型特征。从铜器和陶器的文化面貌及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商末到西周早期有一支与中原商周文化关系密切但又绝非所属的外来文化在这里与土著文化并存和交融，西周中期左右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完全融为一体，形成了新的地方青铜文化。
根据以上对湖南出土商周铜器和湘江下游商周时期古文化面貌及性质的研究，我们可以就湖南商周铜器的性质问题作如下推论：商代晚期湘江下游地区完全是土著文化的天下；所谓“混合”型铜器不是商文化而是华中地方文化的产品；湖南出土商周铜器的埋藏年代可以确定的都在西周早期或以后。那么“沩水类群”青铜器绝非商人南下的结果。
湖南出土的商周铜器中甚至连“地方型”的铜铙都是一种外来文化传统，而且商代晚期甚至西周时期本地土著文化并不具备铸造四羊方尊、人面方鼎等这些精美重器的技术条件，所以它们不是本地铸造的。至于湖南特有的最晚型式的兽面纹大铙有可能为本地制作，但铸造年代当在西周早期或以后。
被认为与“沩水类群”青铜器关系密切的宁乡炭河里和望城高砂脊遗址虽具有西周时期的时代特点，但文化面貌上与西周文化差别较大，因而湘江流域的商周铜器也不可能是周文化征服的结果。
因此笔者在《湖南商代晚期青铜文化的性质及其与殷墟商文化的关系》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湖南的商周铜器可能主要是三苗部落的一支在汉水流域铸造和使用、商末周初受周人所迫其主力迁入湘江流域时带来的”观点，并从陶器文化所反映的商代晚期商文化撤退、南方各地方青铜文化兴起的历史背景、湘江流域古文化的发展水平，结合古代三苗文化的分布地域等方面进行了简要论证。以汉东为中心的江汉地区，商代早期就在南下商人的主持下进行了大量铜器冶铸的实践，商代晚期商文化撤退之后，这里理应仍然是长江流域青铜器的铸造中心之一，湖南、湖北两省出土的商代铜器，无论从种类、形制、装饰和文化面貌等方面分析，均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这说明湖南地区有商一代可能并不存在象吴城和广汉那样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湖南出土的商周铜器大部分应是商末周初三苗部落南迁时带来的。相映成趣的是汉水流域地区目前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器极少，西周早期铜器却很多见，如著名的“安州六器”和黄陂鲁台山西周墓出土的一批铜器，经铭文考证与西周王室关系密切。史载西周早期周王朝曾大力经营汉水流域地区并分封了“汉阳诸姬”。我认为这正是湖南商周青铜器来源的历史文化背景。 上一页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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