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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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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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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依存条件的、边缘性的反文化。
这两种说法都是把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对立物。前者是取而代之，后者是分庭抗礼。
基于前面对现代性的理解，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第一种说法似乎难以成立。如果我们不同意说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与现代性有着根本不同的新的社会秩序，那么所谓“后现代时代”的理论表达就失去了现实依托。而且，无论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还是批评者，都认为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解构性的，而不是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提供一个建设性的后现代方案。
我赞成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批判性的文化立场。但是，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既有对现代性的否定，也是对现代性边界的拓展。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参与了第二期现代性的建构。
后现代主义是在以“68年”为标志的转变年代产生的，成为各种社会抗议运动的一种哲学-社会学表述。当然，狭义的后现代主义只是少数理论家的创造（而且众说纷纭），但是它也成为许多批判思潮的一个象征性的汇聚点。人们在反感后现代主义“大否定”的“虚无主义”时，有可能忽视其立论基点。后现代主义主张“破权威”、“去中心”、“拆结构”，其出发点乃是个人的更彻底的自由。后现代主义与社会抗议运动大大扩展了自由的论域，揭示了第一期现代性在规范化下所实施的压抑，主张了更大范围和更深层面的权利（少数族裔的权利、女性的权利、同性恋的权利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不是对启蒙思想的根本否定，而是启蒙思想的延伸。
过去30多年来，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社会取得某种优势；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实际上主要是在最大程度地满足后现代主义和社会抗议运动的权利要求。可以说，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的进展主要是对他们主张的吸纳。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这种僭越现代民族国家权力的主张乃是由福柯等人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的一个公认原则。
三
后现代主义已经对历史学形成很大的冲击。按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的概括，后现代主义是对讲述现代进步的大叙事的质疑。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质疑的是现代性的正当性论证，主要是历史论证和知识论证。这里涉及的主要是两个理念，一个是现代的进步历史观，另一个就是现代的科学知识观。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对进步观的批评方面，福柯无疑是最突出的代表。其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阐述往往局限于图式化的解说。而福柯则针对精神病院、监狱体系、性征体制等等展开了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分析。
福柯的主要观点是，现代历史的进展并没有兑现人类解放的启蒙承诺(这是许多抗议运动共同持有的观点)；现代社会的种种压抑并非源于社会落后的遗迹，而是缘于在现代历史中产生出来的新的压迫机制（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相近）；这种压迫机制不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机制，而是由弥漫于社会网络中的复杂多样的社会控制机制所组成；社会控制在表面上是由法律、政府或经济组织等强制性体制对以作为法律主体的个人实施的，其实是在军队、监狱、工厂、学校、医院、精神病院乃至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中实施规训技术。因此，现代社会秩序是以规训（纪律）为基础的弥散性微观权力控制体系（这是后现代主义独特的见识）。
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进而质疑现代历史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的知识论基础。在他们看来，现代的科学知识观是以一种知识绝对主义取代了原来的信仰绝对主义，而社会科学知识都是权力关系介入而生产出来的话语。他们借此动摇知识的客观性、确定性和真理的普遍性。
历史观的极端相对主义和认识论的极端怀疑主义难免没有惊世骇俗的策略成分，但也是其阿基里斯之踵。
不过，后现代主义给史学留下的并非是一片破坏的废墟，而是别样的视野，从而为史学实践开拓了更大的可能性。近年来，西方史学扩展到种族、性别、性征、疾病等等领域；从宏大叙事转向“地方性知识”；从中心视角转向多元理解。这种转变当然是新社会史学、新文化史学、人类学等等共同促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已成为西方历史学的一个建构因素。
后现代主义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历史认识论的问题。譬如，我们面对一元历史观与多元文化主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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