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本的一点是，所讨论的背景是一个同纬度的平原，各种资源在这个平原上均匀分布。以无懈可击的几何学和还算合理的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考虑告诉我们，如果做出这样一种假设，这个背景上的集镇分布就应该符合一个等距离的坐标，好像位于把空间填满的等边三角形的顶点。在理论上，每个市场的服务区域也应该接近于一个正六边形。这些预期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地区——无论是几何学还是经济学都不特别具有中国性，因而在我能够检验这一命题的中国的6个区域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记录，大量的集镇都正好有6个相邻的集镇，因而有一个六边形的市场区域，尽管这个市场区域受到地形地貌的扭曲。”通过推测，施氏用图解法画出了一个“作为稳定的空间体系的中国基层市场区域的模型”，这一模型亦可视为“基层市场区域与三个中间市场区域的可能模型”。模型显示了一个六边形的市场区域，集镇位于中央，周围有一个由6个村庄组成的内环，一个由12个村庄组成的外环。“如同经验证明的典型情况那样，这个模型要求从集镇辐射出6条小路。这些小路立刻成为一个经济体系的动脉和静脉，这一体系的心脏则是在它中心的集镇上的市场。”①显然，施坚雅将其分析模式定位为一种理论假设，正六边形市场社区是最理想的基层市场格局。施氏已经提醒人们注意，他所谓的正六边形市场分布，在实际情势下会“受到地形地貌的扭曲”。于是，问题的关键不再是需要批评施坚雅的六边形市场模型，而是研究者在探讨区域经济史的市场问题时，不要硬套六边形构图，应该依据史实，做出理性判断。王卫平提醒人们不要纠缠于那个只在理论上成立、实际上往往以其他形态出现的六角形结构，而应该注重施氏理论在方法上的启迪作用。②对于理论模式与社会实际之间的差异性，中心地学说的创立者克里斯塔勒做出过精辟诠释，这一诠释使得施坚雅面临的难题、质疑或批评大打折扣。克氏称，“理论的有效性完全不在于具体的事实怎么样，而是依靠它的逻辑的正确，以及‘判断恰当’”。将理论与实际相比照，可以看出“实际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同理论一致，并能得到理论的解释；在哪些地方实际情况同理论不相一致，从而也就不能得到理论的解释。不能被解释的事实，必须用历史的和地理的方法去弄清楚，因为这涉及一些人为的、历史的和自然条件的干扰因素，
————————————————————
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1—24页。施坚雅引述罗希著作关于正六边形是市场区域最有利的形状这一命题，指出这一命题有两个必要条件，即“市场的分布应该使得：1．在任何一个市场区域内条件最不利的村民，与任何其他区域内条件最不利的村民相比，其不利之处不多也不少；2．每个市场区域内条件最不利的村民距市场的距离达到最低限度。第一个必要条件意味着模型中的所有市场区域必须有同样的形状和面积，由于图形上所有各部分肯定在某个市场区域中，惟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三种‘填充间隔’的正多边形，即等边三角形、正方形和正六边形。第二个必要条件说明一个多边形的边越多，在这方面它就越有效。换句话说，当沿着市场区域的边缘从最不利的位置走到最有利的位置时，三角形区域出现的差异最大，正方形区域处居中，六边形区域出现的差异最小。”施氏也提到杨庆堃认为中国农村市场区域形状“接近于圆形或正方形”。同上书，第61页，注(40)和注(41)。
② 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由于这些原因使这些现实与理论相偏离，这些因素与理论本身无关，不能作为反对该理论有效的证据。”①应该区别实证研究与理论模式属于不同的认知层面，不能用片面的实证研究去匡测和评估理论模式的方法论意义。在面对理论模式时，提倡长时段的跨学科的全面研究是必须的。
从方法论角度看，施坚雅模式的内在矛盾是：如何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这就对他所运用的跨学科方法本身提出了再认识的问题。如果这一方法本身存在重大缺陷，那么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历史分析模式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反之，这一方法本身尽管存在局限性，但仍然是有效的认识客观规律的工具，那么相应的历史分析模式就有其合理性。有人指出，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础——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本身即有缺陷。克氏理论的数学起源是斯坦纳问题，即寻求总长度最短的道路网问题。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比利时学者普里戈金证明，克氏理论只是现实中“一个可能的但不大会有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其“完全忽略了历史”。基于其上建构起来的施坚雅模式当然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此外，在实证意义上这一模式有违历史事实，因而也是不成功的。②普里戈金的评论与名为布拉什的学者的观点极为相似，后者曾指出克里斯塔勒的工作只是提供了将世界各地的差异进行对比的一种规范，“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