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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中国学者在运用施坚雅模式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之际，对该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了种种批评，上文对此已有所披露，这里再做进一步讨论。从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对施坚雅模式的批评是围绕近代中国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展开的，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经验层面，即用具体事例指斥施坚雅模式与历史实际不符，或通过实证研究修正施坚雅的某些结论；二是理性层面，即对施坚雅模式的理论来源，以及该模式本身的某些研究方法提出批评。由此引发的深层次思考是：第一，这些批评是否成立，或者是否有力，是否需要提出反批评。第二，透过这些批评，我们是否可以发现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足之处，并进而寻求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
从相关检索看，中国学者多从经验层面批评施坚雅模式。这种批评包括史料运用的不当、数据统计的偏低等等。例如，有学者点出了施坚雅的某些硬伤：如将1937年的宁波作为农业现代化影响下标准市场业已消失的典型，所据史料需要推敲；施氏所画1893年四川贸易体系图存在错谬，遗漏了资州、眉州等州治和商业中心。当施坚雅着手18世纪或19世纪的城市人口比重分析时，其依据的区域人口数存在严重问题。施坚雅对四川人口的研究堪称经典，但他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即将四川的经验作为普遍真理加以推广，得出了不正确的全国人口数。①施坚雅在史料使用或理解上的失误，影响了其理论模式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解释效力。有些批评虽然言之成理，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例如，一些学者对施坚雅的人口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提出质疑。吴筑星认为施氏著作中的成套数据的完整性令人眼目一新，其出处和计算方法却令人疑虑。曹树基指出施坚雅构建其理论的城市人口资料从未予以披露，使得他的工作无法复原，也无法检验，从而令人怀疑施坚雅所用城市人口资料的真实性。陈晓燕指出，施坚雅关于近代江南地区城镇化水平(人口比)的估计偏低。姜涛对施坚雅盼人口史研究结论做出某些修正，指出施坚雅估算1843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1％，1893年上升为6．0％，这一统计结果大大低于实际水平。原因在于施氏统计的城市中心地总数偏低，他对北京、杭州、南京等具体城市人口的估计也偏低。清代中叶直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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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筑星：《宏观区域理论与迈入近代的贵州》，《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一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注(168)。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6、15页。
平天国革命之前的城市人口比重，总体上不低于宋代的水平。①有些批评则超出了施坚雅的研究视野，似乎苛求。例如，有人指出施坚雅的区域市场体系过多关注各市场内部关系，对市场之间关系的研究略显不足。这恰恰忽略了施坚雅的研究重点是区分不同的经济区，进而勾勒出不同的区域发展周期，而不是关注经济区之间的整合性。再如，笔者曾从市镇研究角度，批评施坚雅对中国各区域之间在经济地理、商贸互动、经济特征、市场发育、人口构成、管理机制、价格弹性等方面的差异性缺乏有力的论述。从历史资料和研究现状看，这一要求不仅施坚雅做不到，中国学者也做不到。当然，施坚雅的理论有较多的理论推衍，与中国历史的实际肯定有偏差(例如施氏以居民2000人作为中心地的选取标准，这与历史实际不符，应以城镇的功能来选取中心地；施坚雅的中心地模式与江南地区的实态相差甚远；陕北许多地方的集期与施坚雅的分析有出入等等)，需要中国学者进一步展开区域史的实证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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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筑星：《宏观区域理论与迈人近代的贵州》，《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陈晓燕：《近代江南市镇人口与城镇化水平变迁》，《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姜涛：《传统人口的城乡结构——立足于清代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15页。
② 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郑成林：《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任放、杜七红：《施坚雅模式与中国传统市镇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谢庐明：《客家文化视野中的清代赣南农村市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樊铧：《民国时期陕北高原与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一陕西同官县的个案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3年第1期。
修正其理论构架的不适应性。②再如，施坚雅的城市史研究也存在漏洞。①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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