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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及城市的回应的历史审视》，《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8期。
② 参见蔡云辉《中国近代开放城市的特点》，《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忻平《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涂文学《对立与共生：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二元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乔志强、行龙《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史林》1998年第3期；曲晓范、周春英《近代辽河航运业的衰落与沿岸早期城镇带的变迁》，《东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熊月之、沈祖炜《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史林》2000年第4期；张东刚《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的宏观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郑忠《试论影响近代北京城市转型的因素》，《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02年；黄新华《湖州城市近代化及其发展滞缓的原因探析(1840—1937年)》(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2002年；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第120—121、220—221页。
近年来，有些中国学者力求突破施坚雅等国外学者偏重经济地理学的城市史研究方法，尝试用跨学科的分析工具，对中国近代城市史进行综合研究。尤为注重结合中国国情对国外城市研究理论予以修正，提出创见。有研究者对施坚雅主要按照自然地理划分区域的方法提出质疑，认为按区域划分中国城市的标准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其参照数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自然的、地理的或是民族的等等。20世纪90年代开始，部分中国学者在近代区域城市史领域展开多角度研究，或以某一省区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或以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或以数省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改变了以往个案城市研究存在的孤立、静止的缺陷，开拓了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提升了城市史研究的层次，扩大了研究视野，并突破了施坚雅的区域城市研究模式”①。这一评论似有拔高之嫌。客观而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力作仍不多见，而且研究对象和方法也亟待深化。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的近代城市史研究并未超越20世纪90年代初的以个案研究见长的“四城市史”②。与美国学者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相比，“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基本还处于条块分割式的功能分析阶段，习惯把城市发展仅仅切割成经济、政治、宗教等互不相干的几个部分，却看不出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③。国内的城市史研究虽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但在城市外部网络系统和内部管理系统的研究方面，在对城市进行全面性的、群落性的研究方面，施坚雅、滨下武志等“国外的同类研究明显领先于中国”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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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一民：《2l世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展望》，《云南大学学报》2nn2年第3期。另参见隗瀛涛、谢放《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初步构想》，《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陈克《近代中国城市研究：一个朝气蓬勃的新领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② 即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 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④ 虞和平：《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趋向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如果说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市场史和城市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那么这一影响同样反映在近代人口史领域。因为施坚雅的人口史研究是与市场史研究、城市史研究联系在一起的，确切地说，施坚雅的人口史研究从属于他的市场史研究和城市史研究。
1995年，朱政惠结合施坚雅关于清代四川人口的研究，撰文分析国内人口史研究现状，指出：施坚雅在收集了有关人口统计数据后，“运用计算机精密计算，通过纵横的比较，空间模式和人文地理的比较，作出了对四川人口的新推断”，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施氏的四川人口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启示在于，人口史研究“必须作深入、扎实、打‘井’式地探讨，必须作一些脚踏实地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也是西方人口史学寻求突破的路数。相比之下，中国人口史研究欠缺“施坚雅那种对具体地区、具体村落、具体问题的深入扎实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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