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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①。从此文发表后至今，中国学者的人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少学者在讨论有关洋务运动与晚清城市社会近代化、近代人口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城镇密集区形成的历史原因、近代集市和区域市场的变迁、清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近代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生活的现代性等问题时，直接引用施坚雅的观点和数据，表明对其人口史的研究结论予以首肯。②行龙结合施坚雅区域体系理论关于城市化的论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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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政惠：《方兴未艾的中国人口史研究——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之一》，《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2期。
② 参见涂文学《洋务运动与晚清城市社会近代化》，《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王瑞成《中国近代城市化内容探析》，《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l期；谢放《孙中山与中国城市近代化》，《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张利民《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尚武《长江三角洲城镇密集地区形成及发展的历史特征》，《城市规划汇刊》1999年第1期；龚关《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大体上存在3个阶段：五口通商至甲午战争前，甲午战后至20世纪初，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呈现了人口流动由少到多、城市化由慢到快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行龙给出了不同时期城市化的估计指数。①施坚雅关于移民策略的论述也引起某些中国学者的关注。②
即使对施坚雅的人口史研究提出尖锐批评的曹树基，也对施坚雅研究的学术价值给予肯定。施坚雅对清代四川人口史的研究，是其构筑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基础。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因为施氏以县级数据为基础的清代四川人口分析“显然比何炳棣的研究要细致得多、可靠得多。从方法论上讲，施氏的这一研究通过人口密度、人口增长、家庭规模、性别比等四方面对人口数据进行全面的分析，并据此成功地鉴定了数据的真伪。这一研究为其他的类似研究提供了范例”；尽管存在错谬，但是“施坚雅对四川人口的研究堪称经典”。③过去学者们将研究视线集中于全国性的整体资料，多从中央政府的角度鸟瞰中国人口。“施坚雅最早展示了从基层开始来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可能性。通过对清《户部清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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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焕性：《史学的超越与定位——“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② 郑也夫：《古代中西城市化与民间社团之比较》，《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王日根：《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③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5、266、273页。在此前的1篇论文中，曹氏充分肯定施坚雅这样的“西方的一流学者”在中国人口史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特别提及施氏《19世纪四川的人口——从未加核准的数据得出的教训》的长篇论文，称赞该文对清代四川的人口统计制度、人口密度、人口增长、户均人口和性别比做出了“相当精彩的分析”。参见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098年第1期。
所载县级数据的仔细审读，施指出何炳棣过于信任了清代保甲人口登记资料。”施坚雅的研究表明：研究中国历史人口的最佳途径，首先是计算和重建县级户口数，然后着手建立府级、省级乃至全国的户口数。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曹树基研读了中央政府的多种人口文献、3000多种方志以及百余种时人著述，以“府”为基本单位完成了从明代到民国初年的人口计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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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曹氏的相关研究，参见《太平天国战前的中国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清代江苏城市人口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清代中期四川分府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与陈意新合撰)，《学术界》2003年第3期。 二、施坚雅模式的局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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