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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空间上看，整个区域的市场范围由中心向边缘可划分为众多彼此互相衔接的等距离展开的蜂窝状六边形。综合考察商业贸易、人口密度、劳动分工、城市腹地等因素，并结合流域分布图，施坚雅认为中华帝国晚期存在9个具有经济史意义的区域，即岭南、东南沿海、长江下游、长江中游(施氏曾从长江中游分出长江一赣江区域作为另一区域)、长江上游、西北、西南、华北、东北。中国的市场体系包括8个等级的区域经济中心模式，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央首府、地域首府、地域城市、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施坚雅强调，把中国疆域概念化为行政区划的特点，阻碍了我们对另一种空间层次——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的认识。中国9大区域是有序的整体，均有独特的结构功能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周期，这种周期应该取代王朝周期，这些成为学者们考察中国城市化水平、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石。①
中国学者高度重视施坚雅的城市史研究，对区域体系理论给予积极评价。王笛指出，施坚雅“将中心地理论运用于长江上游城市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②。龙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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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施氏强调以区域经济发展周期取代王朝周期的观点过于绝对。正如历史本身从来不是单线行进一样，历史周期也存在多元性，王朝兴衰周期不失为一种考察中国历史真相的方法。另有学者指出，施坚雅模式撇开政区，使经济区与行政区脱节，容易造成历史认识的偏差。参见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l页。
②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第226页。
认为，施坚雅从区域系统分析出发，“建构了传统中国的经济等级结构与城市贸易体系，形成别具一格的理论框架，在国内外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影响至深”①。行龙认为，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也是对晚清城市史研究做出的最大贡献，并将该项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②‘杨天宏认为，施坚雅有关晚清城市系统的研究，不仅完善了中心地理论，而且“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做出了创建性的贡献”。③
施坚雅倡导的区域研究方法，深刻影响了大批中国学者的城市史研究。单强关于江南城市市场的研究就借鉴了施坚雅的概念，称“建立在初级、中级市场基础之上的是城市高级市场，该体系又可分为3个层次，区域性大都市、地区性大城市和一般城市”④。有学者运用区域体系理论考察城市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指出：从城市化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城市带，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沿海、东西沿江的两条现代化港口城市带。再把考察的范围扩大，“把那些非通商口岸的城市、镇及人口较为集中、贸易较为发达的‘中心地’包括进来，就更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分布不均匀的状况”。根据施坚雅将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分为8大区域的分析模式，南北沿海、东西沿江的城市(包括镇、中心地)，即8大区域中的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及华北濒海地区的城市总数为1340个，占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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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龙登高：《施坚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② 行龙：《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另有研究者称，是著以城镇为视角，对中国历史做出了新颖而独到的解释。参见郑也夫《古代中西城市化与民间社团之比较》，《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③ 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5—226页。④ 单强：《汀南区墟市场研究》，第71页。
8大区域总数(1779个)的75．32％。由于初步现代化的中心城市与内地城市在区域和地理上的不平衡，这两类城市对于辛亥革命的回应是不同的。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对于辛亥革命的回应较为强烈。①此外，学者们在从事清末新政与城市化、近代中国城市文化结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不平衡性、近代东北城市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结构、近代北京城市转型、近代中国自开商埠、单一城市的近代化历程、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等等的研究时②，都引用了施坚雅的相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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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田玄：《中国城市现代化动向的不平衡与辛亥革命的走向——对一场伟大城市革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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