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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夫在研究晚清乡村社会控制问题，孙海泉在探讨清代县级以下地方基层组织的结构、职能、内部关系及运作方式等问题时，也注意到了施坚雅的相关论述。参见贺氏《晚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与乡村社会控制》，《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孙氏《清代地方基层组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系，2002年。
区”或“亚区”进行个案分析，以之作为论述“非正式管理”的基础，那么其结论或许更加具有说服力。①
包伟民、赵世瑜对施坚雅“非正式管理”研究亦有所关注，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江南市镇的权力结构。包伟民在研究近代江南市镇社会结构的嬗变时，综述了施坚雅等人的相关观点，并对江南市镇的社会组织做了全面论述。赵世瑜指出，施坚雅注意到市场网络(体系)与权力网络(体系)是一致的，但施氏的兴趣在于以市场的维度进行社会研究，“他并不注意市镇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因此也就必然把市镇上的士绅或商人视为官府和乡民双方的代理人，从而无法说明市镇与乡村及与城市的权力运作差异”。自从“施坚雅模式”出现以来，传统市镇多被研究者视为市场网络中的一级经济中心地，人们习惯于从商业角度总结其特征。市镇“似乎被排除在帝国政治管辖体系之外。从发生学和一般特性的意义上判断，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很难想像它能脱离帝国的权力支配体系、完全成为帝国政治支配之外的一块块‘飞地’。无论如何，它都需要孕育和形成一个自我管理(或者说自治)的权力机制，来协调市镇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应付可能出现的形势变化和外界压力。”赵世瑜以近代浙江湖州双林镇为研究个案，通过光绪庚子年即1900年发生在双林镇上的风波，并回溯该镇自明代以来各种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剖析了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以及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尤其是后起士绅把持的慈善组织——崇善堂的核心作用，凸显了区域社会的权力变迁轨迹。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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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297页。
② 参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一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222页。赵世瑜、孙冰：《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在城市史领域，施坚雅模式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系施坚雅主编的一部跨学科研究中国城市史的著作，197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由综合性研究转向地方性研究过程中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其内容多为某一城市的个案研究，反映了地方史研究的新潮流。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最重要部分是施坚雅本人的5篇论文，分别是《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中国社会的城乡》、《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清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这些论文与他的其他一些论著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称之为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真正突破。”①该书的校译者陈桥驿认为，施坚雅开创了城市史研究的新方向。另有评论人称，该书的创新之处在于方法论，即施坚雅用计量研究法、城市比较研究法、中心地理论凸显城市史研究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突破了传统的中国城市史的定性描述手法。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陈君静：《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② 陈桥驿：《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此文即中华书局版《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之“后记”。另参见王芳《<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对中国学者的借鉴作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以《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为标志，施坚雅运用中心地理论对中国城市史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贡献在于，突破了地方史研究囿于行政区域的局限，创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体系理论。要言之，每一宏观区域都包含中心和边缘两部分，中心地区在资源、交通、市场等方面都比边缘地区拥有优势。就城市之间的平均距离而言，中心地区小于边缘地区，由中心向边缘呈现逐渐增大趋势。就市场规模以及商业服务水平而言，中心地区则大于和高于边缘地区，由中心向边缘呈现依次减弱趋势。每一个规模最大、辐射力最强的区域经济中心都为若干低一级的经济中心所环绕，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级。城镇的分布因之呈现为一种层级结构，城镇的数量与其市场容量和发展规模成反比。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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