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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口结构，经济距离与服务、区域、交通，在历史上有哪些特点，它们的变迁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历史上的中心地与现实生活中的中心地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克氏应该回答的问题。如同克氏的六边形结构一样，对克氏提出历史研究的要求也是一种“理想图式”。因为他毕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地理学家。在理想化状态下，六边形结构作为中心地原理的图式是最佳的，同样地，历史研究之于中心地理论的论证也是必须的。我们不怀疑克里斯塔勒在众多专业领域(社会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等)拥有渊博知识，但是在克氏的知识结构中却缺乏足够的历史学修养。遗憾的是，这一知识缺陷在施坚雅身上得以重现。历史研究的不充分和不深入正是施坚雅模式的真正局限所在。如果说克里斯塔勒是从德国南部的现实出发对中心地理论进行论证，那么施坚雅则是从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出发从事同样的工作。作为人类学家的施坚雅熟谙社会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点上他与克里斯塔勒惊人地相似。在历史学的知识储备方面，施氏显然超过克氏，但相对于他的研究对象——中国的市场体系和区域体系——而言，却是不够的。因此，在施氏的论著中，更多的不是扎实的历史研究，而是理论阐述和逻辑演绎。在某种程度上，注重理论模式的构架，忽略详尽的史料分析，也许是美国中国史研究的通病。就此而言，中国学者的近代史研究有着相反的毛病：长于史料的缕述和归纳，疏于理论方法的借鉴和创新。
施坚雅历史研究的不充分和不深入主要表现在参考文献的种类和数量较为有限，尤其是第一手材料严重不足。笔者对施氏论著的注释做过统计，结果如下：《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计有注释277个，其中直接引用原始材料者不到50个，大量借用他人论著中的二手材料。所引原始材料主要包括日本人所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1952—1958年版)、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1931年版)、官蔚蓝编《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及土地人口统计表》(1956年版)、有限的田野调查材料、不足30部的方志(与施氏自称的数干部方志不符)，以及少量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收录施氏5篇文章，计有注释257个，其中直接引用原始材料者不足20个，其余基本上引用第二手材料。所引原始材料主要包括日本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1917—1920年版)、《嘉庆重修一统志》、《大清缙绅全书》、光绪《大清会典》，种类可谓不多，所引方志数量也远远不够。当然，第二手材料也可用于历史研究，但是对于一位立意提出独创性分析模式的学者来说，没有充分占有原始材料，无疑会影响其研究工作本身的学术价值。例如，按照施氏的说法，1893年中国的8大经济区(不包括东北和台湾)约有39000个中心地。得到这一估算结果，施氏仅仅参考了200多部地方志，其他主要是借鉴第二手材料，这显然缺乏坚实的史料基础。施氏本人对此也缺乏足够的信心，他承认这一估算在误差10％的范围内也许是正确的。将1843年和1893年作为两个时点，以评估19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这是施坚雅采取的基本做法。在估算1843年中心地数量时，施氏对华北和长江下游地区采取了“粗略”的估计方法，至于其他地区，他声称放弃了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收集，甚至简化了统计步骤，但未说明这样做的任何原因。对此，他也有自知之明，“不用说，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作出的估计，不如对九十年代作出的那些估计来得可靠”。在制表分析1843年中国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决定因素时，施坚雅承认在人口密度、劳动分工、技术运用、地区内部的商业化、对外贸易、行政组成部分这6个尺度中，有两个“可以说是盲目得到的，因此应该承认这个数学模式总的来说是草草赶制出来的”①。资料的局限(原始材料的不足，以及包括二手材料也不足)，使得施坚雅有分量的历史研究工作局限于长江上游地区(四川)，对其他地区或无暇顾及，或语焉不详。因此，资料的局限就是施坚雅模式的真正局限。当施坚雅将四川模式推及全国时，他就陷入了论证乏力的困境。因此，在许多时候他必须借助理论的铺陈来弥补资料的不足。由于缺乏全面深入的实证研究，所以施坚雅模式只能是一种假说。这也是施坚雅本人充分意识到的。曹树基指出，施坚雅采纳西方城市地理学家对西方城市的数量归纳方法，划定城市人口数量等级，这一方法本身有其合理性。但是，“将这一模型应用于历史时期中国城市人口的分析，存在一个适用与否的问题。规范的做法是，研究者必须应用中国的资料对西方学者所用模型进行证实、证伪和修正，而施坚雅却从未进行这一必要的工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施氏的工作只有假设的意义。”②有意思的是，这种证实、证伪和修正的工作不是通过施坚雅，而是体现在中国学者的大量研究中。通过上述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的影响，以及中国学者对该模式提出的种种批评，可以说这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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