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新建立的汉朝廷，否定了遗留下来的地主(战国时期残存的封建地主)与新的地方豪强的官位和特权，这一方面也许是成功的；但是，在根除他们日益扩增的土地时，却不太成功。也就是说，汉初的地主阶级，恐怕比许氏所认知的要强大许多。前述儒家学者董仲舒、晁错等人的论述，都可以支持这个观点，并不像杰克·杜尔所宣称的缺乏代表性。这一点也证实了我所修正的估计，即直到武帝在位时期，地主占田的比例，要比许氏所估计的大得多，这也解释了(之前讨论到的)武帝想控制各地方土地既得利益者的企图为什么会失败。因此，在汉代帝国结构的背后，也许存在着一个比魏特夫学派所意识到的更加强大、也更加广泛的“私人利益”。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点，用以检视汉朝廷不断在改变的政策和措施。汉代初期，朝廷内部和各地方领裇，都对已垮台的秦朝政权过度干预的政策怀有强烈的反动。汉初的朝廷，因为偏好道家“无为”的指导，算是实事求是地承认了官僚政府行动的局限性。汉政权并没有费力去激烈改变、拆卸秦朝“法家”的行政系统一一其帝国的外貌依然维持着。在经济政策方面，自由放任的态度十分流行，在地方上尤其如此。这使经济得以从反秦起义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但是，秦朝以前的封建结构所遗留下来的社会、经济非正义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并且在秦汉鼎革之际残酷的土地争夺中，更深一层地恶化了。①

    文帝(公元前179—157年)和景帝(公元前156—141年)在位期间，朝廷曾试图温和地介入经济，但那些政策却制造了更多的问题。田租的减免，仅仅使地主受惠。而向富商和地主卖官鬻爵，对于汉初曾力废商贾、地主的政治地位和特权的朝廷来说，则是一种妥协。②武帝的改革，实际上是由某些成为政府官员的成功商人和工业家主持的。③虽然，改革使“商贾”破败，使商业成为政治上不受欢迎的职业，但事实上却迫使许多富人投资于田地，成为地主，因而更加剧了土地侵夺的问题。帝国官僚系统在表面上的权力增强了，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做官成了理想、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手段。尽管，这样似乎是夸大了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力，却也使得行政官僚系统在处理所谓“私人利益”时，其一致性受到损害，其效能亦大打折扣。④西汉中期之后，著名的“儒家化”过程的结果，也与之相似。⑤通过儒家教育和文官系统，朝廷所征召的，实际上是负担得起教育的有钱人，和地方上控制着“荐举”制度的有势者，于是有钱有势者在政府官员中的人数大为增长。⑥正如前面讨论颖川地区的情况时所指出的，儒家思想在此只不过成为虚饰的外表，在朝廷的眼中，它使地方势力的结盟比较正派，比较可以接受罢了。哀帝在位时期(公元前6—1年)，儒家的改革者再一次警觉到，土地侵占的危机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⑦

许氏书中所描绘的中国汉代地主的情况，却相当不同：(1)由于许氏相信，汉初朝廷在根绝之前残存下来的封建地主方面相当成功，他便假设从汉代初年至武帝统治时期，只有弱小的地主阶级存在。(2)这样的情况，使得武帝之破坏地主阶级，并没收大多数中家以上地主的土地，有了可能性。(3)武帝统治之后，一个新的地主阶级逐渐产生，但是“直到哀帝统治之前(公元前6—1年)，土地的集中并没有形成社会的危机”(54-55页)。(4)由于弱小的地主阶级任由朝廷的摆布，所以许氏认为新地主阶级的成员，主要是与政府有联系的团体，即“外戚、宦官、宠臣、高官、皇子、公主、以及这些人的亲戚和后代，以及一般的官僚成员”(43-45页)。(5)由于这些成员依附于朝廷政府，因此新地主阶级的发展，是随着汉朝廷权力的扩张而同时进行的。许氏从而总结：汉朝廷对于地主阶级和佃农的控制，一直到东汉末期才崩溃(54-56页)。(6)即便如此，许氏看到了大型的半自治的田庄的兴起，而其中的“佃农完全受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