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地主的控制”,许氏也认为,这对于帝国并非威胁,不过是道出了根本的“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两极化的社会差异“(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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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启云,Hsun Yue and the Mind of Late Han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荀悦与后汉思想》(普林顿大学出版社,1980年),11-17页,以及其中的引语。也可参阅盖尔(Gale)(1967年)对此主题开创性的讨论,xvii-xxvi;亦可参阅沃森(Watson)(1958年)26-29页。
② 参见本页注①,(史记)30卷4页,5-6页,10页,12-13页,35页。
③ 最著名的是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之前曾述及),《史记》30卷20-21页、23页,“使孔仅,东郭咸阳……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造而多贾人矣。”
④ 《史记》30卷13页“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23页,35页“世家于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戈猎博戏乱齐民,……人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还有122卷17页,20页,24页,28页,29页,3l页,33页,35-36页“温舒为人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清楚,“有势者”不是指“贵戚”,而是指前面讨论过的“地方豪强”),37页。
⑤ 在司马迁对儒家宰相公孙弘,以及对半调子儒者张汤的批评中,已预料到这一点了。《史记》30卷13-14页“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122卷15页“汤……欲傅古义”。
⑥ 陈启云(1975年),12-15页及注释。
⑦ 关于东汉时期绝望的局势,请参阅陈启云(1975年),10-39页。
如前所述,这些论点的根据有严重的问题。特别是论点(4)的根据,如前所论,必须基于对地主占田规模的恰当估计。如果根据许氏的估计,地主只占有总可耕地的20%(大地主占田的比例就更小了),那么与政府有关联的集团所占的田,在总耕田中比例将会很大。另一方面,如果根据我所修正的估计,汉代地主占田60%以上,此外尚有从汉代以前残存下来的大地主阶级,那么,与政府有关联的集团在汉代地主阶级组成中的重要性,就大大减少。即使这些集团在帝国的上层建筑中强而有力,但他们在汉代地主阶级中也只占一小部分。①
如果以上的批评是正确的话,那么可以看出,整个汉代,地主阶级的发展是极为活跃的(尽管在公元前202年有汉高祖威胁性的诏令,而西汉中期又有武帝的高压政策)。因此,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似乎将不断会有拉锯战(如同公元前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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