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和谐关系的理想的传播，以及新的“地主—文人—官员”精英集团的形成，协调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但没有解决向心与离心的冲突。这一过程有助于进一步巩固由大家族、大地主和各地豪强所控制的地方区域。②大型的自给自足的半自治田庄的兴起，其中的佃农与地主之间的人身关联和依附关系，恐怕不是如许氏所假设的：根本的“地主与佃农之间两极化的社会差异”(54-56页)。因为，两极化的概念，是基于我们现在对纯经济关系的分析之上，而没有考虑到儒家思想对于和谐的诉求，以及对于血统、亲属关系、社区团结的强调，这样的思想在汉代后期和汉代之后都很普遍。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统一帝国的根基不断被腐蚀，终于结束了汉代王朝，并诞生了中国中世纪的士大夫阶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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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木村正雄(Kimura vlasao)(1960，1961年)．从另外一个角度，用不同的史料，得到了相似的结论。木村将汉代的两种“县”作了区分：(1)从汉代以前的旧封国或村邑演变而来的旧区域，这些区域自有其根深蒂固的地方根基。(2)在战国时代晚期或汉代建立的新区域，这些区域，是政府的水利工程(“公共权力”的基础)占支配地位的区域。据木村所见，在汉代超过三分之二的县为“旧区域”，大多数的旧区域，在整个汉代都存活着。另一方面，大多数“新区域”。在后汉时期不是被废除，就是消失了。

    ②  36关于我对“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拉锯战，与儒家思想的传播中，向心一离心冲突的调和，以及汉帝国最后崩溃的观点，可参阅陈启云(1975年)，10-47页。

    ③  当然，这并不意味汉朝廷与帝国的官僚系统，对于地方豪强和士大夫没有什么影响，而是意指其互动是双方面的。关于汉帝国的官僚传统对中国中世纪的士大夫的影响。请参阅陈启云(1975年)，5-9页，47-65页；以及《中国中古士族政治考论之一(渊源论)》，《新亚学报》1977年12期，143-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