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诏令的结尾，皇帝威胁要进行一次调查，并严惩不遵守诏令的人，不过关于调查、以及因而产生的惩处，却不见于任何记载。当时，汉高祖正忙于应付那些更迫切地威胁着他的皇位的事宜，而此事也许就不了了之了。

    上引诏令，引出了一些颇堪玩味的历史问题。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强调了“公权力”和“私人利益”之区别，对于有兴趣于此论点的人来说，这个诏令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它清楚地区分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并提到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私人利益”占了上风。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谁构成了“公众利益”的领域，谁又属于“私人利益”集团?在争夺土地时，究竟谁胜谁负?粗浅地阅读上述诏令，会得到一种印象，即“官吏”和“小吏”是代表官僚公共领域的，亦是胜利者；而处于政府官僚之外或边缘的“过去的贵族”、或“武将”则是失败者。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第一，诏令明确规定应该遵守皇帝的命令，维护法律而奖赏有军功的“官员”和“小吏”，事实上却违反了公共的利益，而去支持私人的利益。第二，虽然诏令提到“贵族的成员”，但是将他们与“从军队退役的人”、具有特别七大夫“爵”位的人相提并论，这些爵位不是旧的封建衔称，而是新创造出来的“武功、军功爵”。诏令的重点，在于那些曾经在汉军打过仗的、“立过武功的”、“被皇帝尊重和表扬的”人，而非一般的过去贵族的成员。②

    实际的情况却是，在反秦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中(公元前209—202年)，许多过去的封建贵族和地方领袖，离开了他们的根据地而参战。被汉军吸收之后，他们成为兴起中的汉朝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即那些“具有高爵位”、“立过武功”、被皇帝表扬的人。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却失去了在家园的根据地。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被那些从未加入汉军、留在家园的过去贵族和当地领袖夺走了。这些地方豪强并没有从新的汉朝政权获得头衔或爵位。因此，在皇帝和史官的眼里中，他们不过是“私人”。但是，这些地方豪强，才是田土争夺的真正胜利者。上述诏令中提到的“小吏”，在帝国正式的官僚系统中，是没有官衔和地位的人，但他们逐渐暂露头角，成为地方势力的一部分：或成为地方豪强，或被地方豪强所荐举和控制。诏令提及的“官吏”，则是朝廷正式任命的人，是帝国上层建筑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然而诏令指出，即便是这些官员，他们对新建立的汉朝廷的忠诚，也值得怀疑。他们不是被那些“私人”(地方的真正统治者)所操纵，就是被腐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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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德效骞(Dubs)，第一卷(1938年)105-106页。亦见于许氏，157-158页。

  ②  德效骞(Dubs)，第一卷103-107页。根据《汉书补注》113卷5a页的意见，上述引文的第一句话，应该读成“在那些(曾经参加军队而)现在退役下来的(过去)封建领主的后代之中，”而不应该读成“在(过去)贵族的成员之中，与那些”(粗体由书评作者所加)。更有甚者，其中的“爵”特指“秦民爵”，这一点在孙楷的《秦会要》、徐复的《秦会要订补》(上海，1955年)书中，有详细的讨论(225-228页)。也可参阅鲁惟一(Michael Loewe)  "The Orders of Aristocratic Ranks of Han China，”《汉代中国的爵位》T’oung Pao《通报》1960年48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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