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 |
 |
时间：2009-7-24 13:50:01 来源：不详
|
|
|
些水渠共能灌溉百万余亩的土地。①(原文：……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則通鸿沟、江、淮之闲。于吴，则通三江五湖。于齐，则通灾、济之闲。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則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
如果，许氏同意战国中期时关于中国中、南部的记载不一定可靠，并且同意司马迁的叙述有可能受到夸张的地方传说所影响，那么，许氏便应该讨论他之所以质疑这些记载的可靠性的理由。然而，许氏一方面接受《河渠书》关于中国北部水利工程的记载，另一方面却忽略了前述关于中国中、南部的水利工程的记载。若将有关当时中国中、南部的水利工程的记载也纳入使用，相比之下，可能秦汉时期的水利计划就是另一番景象。②为了避免这种不利于秦汉时期的比较，许氏在比较战国与秦汉时期时，完全排除了中国中、南部地区的情况(4页，99—108页)。
水利工程是魏特夫“亚细亚水利型社会”和“东方国家专制主义”理论的要素。中国中、南部民间士绅在实践中发现了降雨与河、湖冲积土壤对农业的重要性，以及灌溉、排水系统的重要性，这一点经常被当作反驳魏特夫关于古代中国是水利型社会的重要根据。③就此而言，许氏所忽略的中国中、南部，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由于他讨论水利对于农业发展的影响时，忽略了中国中、南部的水利工程，因此，秦汉政府兴修水利工程的成就，就可能被夸大了。
常识性的假设可能会认为：在发展和扩建水利系统方面，统一的秦汉帝国的中央集权政府，应该比此前分裂时期能支配更庞大的资源，进行更完善的计划。不过，这个假设有待仔细分析现有的史料，才能加以证实。此外，这个假设还基于另一个附加的假设，即：水利工程在“公共”或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换言之，由官僚主办)，必须是(或至少是)比较能有效发展的。这里，再次可以看到中国中、南部的经济发展史，将会严重挑战这样的假设。从中国历史上看，当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消亡或衰落的时候，中国中、南部的经济，往往发展得更好、更迅速，例如三国时代的吴国(公元221—228年)，南朝时期(公元317—589年)，唐代后期、五代(公元755—960年)，明代后期(公元1500—1644年)，清代后期(1800—1911年)。
若是撇开上述的水利官办的假设，并且给予《史记》那段关于战国时期中国中部水利工程的记载多些肯定，我们就可以看到，该记载所指出的当地的水利灌溉、水上交通、以及排水工程的传统，在帝国统一之前，便已具有更久远而深厚的非官方背景。如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便产生了：这个地方民间积极主动的传统，在汉朝的统治之下，是否受到干预和压制?或者，在帝国之下仍然持续发展，只不过是朝廷为了方便而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而史官也轻描淡写，直到汉末水利发展再度变得显著为止?④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从而在国家权力的上层建筑与下层的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有更新的发现。
————————
① 《史记》(台湾艺文印书馆复印，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第29卷4-6页，原文和注释。许氏似乎重复了埃博哈德(Wolfram Eberhard)在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E．J．Brill，1965)，I80．《征服者与统治者：中世纪中国社会的力量》(1965年)一书中所犯的错误。在讨论《史记》关于河流与运河的说明时，埃博哈德误以为上面的那段引文，是“对禹(传说中夏朝创造者)的赞美”，因而“不予考虑”。事实上，上述的引文，并不是关于禹的传说，而是司马迁收集到的资料。这一事实，可经检视〈禹贡〉(James Legge tr．，The&n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