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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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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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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122卷38-39页．提到许多武装叛乱者的领袖，或遭杀害，或遭捕获，但是朝廷对他们的支持者却无可奈何。“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寝多，上下相为匿。”
⑥ 德效骞(Dubs)，第2卷106页、111页、117页。
⑦ 《汉书》66卷5-7a页。以及卜式的建议，58卷10b页。这一点可由《史记》中的说明进一步地证实：30卷35-37页(由于山东的不宁而实行的大赦)，40页(卜式关于放松压制手段的建议)，41页(郡的武装反抗)，43页(武帝巡行山东)。
⑧ 《汉书》66卷6b-7a页。这场辩论是在儒家占优势的情况下记录下来的，见埃森·盖尔(Esson M．Gale)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盐铁论》，(台湾：正文出版公司1967年再版)。
⑨ 《汉书》66卷67a页、68卷3-4页。请比较盖尔(1967)．xvii—xxx页。
国家权力和政府干预地方事务的局限性，可以从颖川区域(洛阳东南约500里，华北平原的南端)的变化看出来。西汉时期，该地区以地方豪强难以控制而闻名，朝廷发现，要驾驭这些人格外困难。公元前73年，当赵广汉被任命为该地区的郡守时，他发现当地许多大家族通过联姻而结合，并形成控制地方政府的强而有力的集团。赵氏在这些大家族之间制造冲突和对立，以破坏其联盟。结果，该地区便在大家族间的权力斗争中被搞得四分五裂。在赵氏之后继任郡守的，是两个儒家文人：韩延寿和黄霸。他们诉诸儒家和谐关系的理想，并以儒家的礼仪，认可并恢复了这些大家族之间的婚姻联结，来改善当地的状况。地方豪强的势力(大家族与大地主)，本质上仍完好无损，但是他们在名义上“儒家化”了，所以在汉朝廷和儒家文官的眼里，变得比较容易接受。因此，“地主—文人—官员”，这一新精英网络的开启，是武帝的政策和措施的结果。①
田租税率：新精英或“士大夫”势力的兴起，不仅在汉代历史上，同时也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标示着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来检视许氏在分析汉代农业经济时所犯的另一个错误：一般农户所须负担的田租，许氏估计，西汉时期实际的田租税率，要比官定税率低得多。为支持这一论点，他引用了公元前31年侯爵匡衡补缴田租的例子，他说：
公元前32年，缴给一个侯爵(匡衡，他的食邑有40000亩)的田租，达1000石粮食以上，或者1650斛以上 ……因此，每亩地的田租应为4／10斗(或4升)粮食。(75页)
许氏以此来抵消1斗(或10升)粮食的官定税率(约占年产量1／30，如同大多数汉代文献所记载)。从而达到了折中后较低的实际税率：每亩5升粮食。许氏认为这是“下降程度在合理范围内的数字”，并以此来估算农户的税收负担。(79页)
然而，上引的论述是以《汉书》卷81 10a页为基础的，而《汉书》所提到的侯爵匡衡的40000亩土地，是“堤封”而非“定垦”。关于“堤封”(包括未加耕种的住宅地区、道路、山丘、河流等等)和“定垦”(定期耕种的土地)的区别，在《汉书》卷28 49b页说得很清楚。《汉书》更进一步说明，在汉代共14513640500亩“堤封”中，只有827053600亩(即5．9％)是“定垦”。这个比例实在是过低。既然“堤封”理应涵盖汉帝国所拥有的全部领土，而“堤封”的大小，是根据估计，而非由实际测量得出，因此很有可能被夸大。另一方面，“定垦”则是政府税收的基础，往往由于逃税而被低估了。匡衡的侯国位于临淮一带，在华北平原的东南边缘(今安徽省)，在汉代时期其人口既不拥挤也不至于稀少，如果我们假设这个侯国的耕田(即要收税的田)，占“堤封”的40％(几乎是上述假设的比例的7倍)，那么由前述补缴的田租所计算出来的税率，是每亩1．03斗，这比官定税率每亩工斗略高一点，而非许氏估计的每亩O．4斗。由于误读了《汉书》的叙述，许氏为一般农户所计算的税收负担，比实际要轻，因而将汉代农民的经济情况，描绘成一幅更加美好的图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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