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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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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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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Chinese Classics，III，pp．92-150．理雅格译，《中国经典》第三卷。92-150页)，或检视司马迁自己的陈述来证实。司马迁说：“禹……他的功绩影响了之后的三代(夏、商、周)(对禹的赞美到此为止)。在那以后……(上述的引文从此开始)。”《史记》第29卷4页(原文：禹抑洪水…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后……)。
② 埃德哈德(1965年)，页77。
③ 可参阅埃博哈德(1965年)的例子，53-62页，65-66页，74-87页。Masubuchi Tatsuo的Wittfogel’s Theory of Oriental,Society and the Developing of Studies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Japan，”Development Economics 4(1966)《魏特夫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以及日本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和经济历史的发展》，《发展中的经济》1966年第4期316-333页。木村正雄的〈前后汉县的废置及其条件〉，《史潮》1960年73期1-28页、1960年74期49-76页，1961年75期20-47页，以及《中国古代史之区域与生产方式：前后汉县的废置面面观》，《社会经济史学》1961年27：3期，201-223页。
④ 汉代初期在广州的造船工业，似乎是一个例子。1975-76年间，一个复杂的造船工场的遗址于广州出土，说明在该地区造船的技术和活动，有相当高的水平。该工场的造船活动，在汉帝国的政权征服该地区中自治的南越王国之前(公元前179-111年)，达到了最高峰(《史记》113卷6-18页)。但是，“在《史记》、《汉书》之类的正史中，找不到这些活动的记载”。而且该工场“约在公元前160—140年”被废弃了。参阅《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杂志1977年4月，1-16页。在广州郊区出土的西汉中期古墓，也可看到相似的衰落趋势．见《广州汉墓》(北京，1981年)251页,482-485页。东汉中后期的古墓，则显示出该地区的财富和地方风俗有了显著的恢复，183页，482-485页、530页。
人口增长：许氏所估计的西汉初年人口的异常增加，在比较秦汉时期与战国时期时，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许氏重复了司马迁在《史记》里的一段叙述：
(汉)朝初年，只有20％～30％的户籍登记人口留居在他们的家乡。不到一百年……各地区的人口增长了两倍、三倍，甚至更多。(16页，粗体由书评作者所加)(原文：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史记》18卷3—4页。)
但是许氏忽视了司马迁特有所指的词：“户籍登记”和“留居”。众所周知，估算古代中国的人口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一般来说，这些数字较能精确反映的，往往是政府户籍登记机关的效力，与人口定居、流动的情况，而较难反映实际的人口数。因为，这些数字在战争时期与承平时期的波动甚大，有时在短期内甚至陡降60％至90％，或是百分之几百地倍升。司马迁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前引的叙述中，特别注明“户籍登记”和“留居”者(相对于迁徙者)，以作为证明。这一点，在司马迁关于曲逆(汉初成为曲逆侯国)人口的说明，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叙述如下：
原本在秦朝时，登记有三万多户。在战乱频繁的动荡年间(公元前209—202年)，许多居民逃离或躲藏。现在登记的只有五千户左右。①(粗体由书评作者所加)(原文：始秦时三万余户，闲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
汉朝初年锐减的人口数字，以及其后激增的数字，如曲逆人口登记所示，与实际的人口消长并无很大的关系。之所以锐减，是反秦起义时人口散乱、政府户口登记机关崩溃的结果；而其后的激增，则是汉代建立以后，政府机关复苏，人口又重新登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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