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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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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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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当许氏在表1引用曲逆人口数字来说明汉初巨大的人口增长时，忽略了司马迁在上述两段叙述中精心推敲的词句。表1所列的其它19个地区的人口数字，都可能与曲逆的人口数字有同样的问题。许氏的结论：“西汉这一百年来，人口增长了一倍，而且增长绝不只如此”，其证据是相当不足的。丛书的总编辑杰克·杜尔(Jack Dull)也重复了相同的错误。作为一个研究汉代历史的专家，他应该注意到这一严重的问题。
佃农人数：许氏在估计汉代总人口中佃农的比例时，又犯了另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又是因为他误读了一段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述所造成的。司马迁在《史记》卷30这样陈述汉武帝在公元前117年所实施的高压政策：
那些财产在中等富裕程度以上的商贾，绝大多数都破败了。(许氏的翻译，193页。粗体由书评作者所加)(原文：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这样的叙述相当夸张。如果考虑司马迁在商业上赞同道家自由放任的立场，以及他对武帝高压政策的反对，司马迁可能夸大了这些政策的伤害性后果。②许氏忽略了司马迁特有所指的“商贾”二字，误以为这段记述的意思，是皇帝使大多数中等富裕程度以上的人家都破败了(“中家以上大率破”)，没收了这些人所有的地产，并将50％的充公土地，给了那些检举告发的人(65页)。而且，许氏在估算土地私有的程度与佃农的数目时，将充公土地的数量，和当时大多数的中家地主所有的土地数量画上了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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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请参阅《史记》56卷15页。
② 司马迁所完成的《史记》，是由他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创作的。司马谈曾跟随黄子，学习道家思想，而且在他的《论六家要旨》中，公开支持道家思想(《史记》130卷7页，12-14页)。也可参阅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的Ssu-ma Ch’ ien；Grand Historian of China(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tsity Press．1958)《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43-48页。认为司马迁赞同道家思想的观点，沃森是强烈反对的。他指出，司马迁是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上，艰苦地反对汉武帝的政策(30-35页，150页，168-174页)。然而。武帝力图控制大商人、大地主的做法，与许多儒者的改革提议，是站在同一阵线的。例如贾谊(公元前201—169年)、董仲书(约于公元前179—104年)、公孙弘(公元前200—121年)，以及一些半调子的儒者，如主父偃(死于公元前127年)、田蚡(死于公元前131年)、晁错(死于公元前154年)、张汤(死于公元前115年)。关于他们的传记，参阅《汉书》48,49,52,56．58、59,64A卷。亦可参阅班杰明·华立克(Benjamin Wallacker)的“Har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us in Han”《汉代儒家思想和汉代时的孔子》，收入于大卫·罗伊(David Roy)和Tsuen-Hsuin Tsien主编的Ancient China：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Hong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78)《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215-228页。儒家之反对武帝的政策，如同沃森所述，是在武帝在位的后期、以及武帝死后，才盛行起来，请参阅本文以下的讨论，与注23-24。
同样在《史记》卷30中，司马迁为充公的土地数量作了约略的估计：“在大县有几万亩，在小县有万余亩。”许氏计算之后，认为这是中家地主所有土地的25％(中家地主所有土地的50％的一半)。许氏因而下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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