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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有“犁牛”之言，而弟子冉耕字伯牛。彼《礼记》、《吕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农知耕早晚。[20]……
这段文字，王祯在稍作删改之后，悉数收入《农器图谱》之中，[21]这也很显然表明，王祯看过曾氏《农器谱》。需要指出的是王祯在书中并没有给出这段文字的出处，如果不加比对，很容易误认为是王祯自己所作。王祯《农书》之中，这样的例子必然还有。从前面《农器谱》和《农器图谱》的门类比较中可以看出，曾氏《农器谱》中并无“杷朳门”，但据周必大为《农器谱》的题序来看，书中包括有关于杷朳的内容，其曰：
若杷之属，扬雄《方言》往往三名，耒阳既书之矣。[22]
耒阳就是曾之谨。也就是说，曾之谨的《农器谱》中写到过杷这种农器，并且引用了扬雄《方言》的中的材料。巧的是王祯《农器图谱》有关杷的内容，也首先是引用扬雄的《方言》。因此，我们推测，王祯《农器图谱》中有关杷的内容很有可能是直接从曾之谨那里移过来的，也就是说，曾之谨所写的有关农器杷的内容也被王祯所吸收。王祯的发明在于将“杷朳”另作一门。
再从结构、写作方法、行文中的用语和写作时的时态上来分析，也能够判断一些王书中的内容可能来自曾书。
从结构上来说，王祯在《农器图谱》中以“田制门”为篇首，其曰：
农器图谱首以田制命篇者，何也？盖器非田不作，田非器不成。周礼人、凡治野、以土宜教民稼穑，而后以时器劝民，命篇之义，遵所自也。
然而，在接下“耒耜门”中，我们又读到这样的序言：
昔神农作耒耜以教天下，后世因之；佃作之器虽多，皆以耒耜为始。然耕种有水陆之分，而器用无古今之间，所以较彼此之殊效，参新旧以兼行，使粒食之民，生生永赖。仍以苏文忠公所赋秧马系之，又为农器谱之始。所有篇中名数，先后秩序，一一用陈于左。
前面既言“首以田制命篇”，后面又说以耒耜“为农器谱之始”，前后矛盾，唯一可以解释的是，王祯在收录曾氏《农器谱》的有关内容时，没有对有关的内容作适当的处理，因为曾氏的《农器谱》正是以耒耜“为农器谱之始”。这也正好说明，耒耜门等的内容是曾氏旧作。
从写作方法来看，首先，《农器谱》系采用古今对比的方式来写作的，用周必大的话来说，即“考之经传，参合今制”[23]。在叙述时，先条列经传中的论述，再把当时的实际情况与之对照。这种方法也是《禾谱》的方法，从现存《禾谱》佚文来看，《禾谱》在介绍某一事物之前，先是引经据典，接着才是注明当时江南（曾氏所在的西昌泰和在宋代属江南西道）事实，如对于“谷”的解释，就先引述了《尚书》、《周礼》和《孟子》等经典，接着说：“今江南呼稻之有稃者曰稻谷，黍之有稃者曰黍谷。”曾之谨为曾安止的侄孙，《农器谱》是《禾谱》的姊妹篇，它们在写作方法是应是一脉相承的；周必大所言曾之谨有关杷的内容也可证明这一点。如果前面王祯《农器图谱》中有关杷的内容系沿用曾之谨《农器谱》这种猜测不错的话，王祯《农器图谱》中其他与之相类似的写法，也可能是源自曾氏《农器谱》。因为这正是曾氏的写法。
其次，《农器图谱》在写法上采用了先事后诗的方法，每一种农器都附有一首可或若干首诗，以前这些诗往往被人们看作是王祯的创作，甚至有人认为王祯“诗学胜于农学”（徐光启语，《农政全书》卷5）。实际上，《农器图谱》中的诗正是秉承了前人的一贯做法，且大都可能出自前人之手。何以见得？一则是先事后诗，是宋人的一种写作方法，宋人陈景沂的《全芳备祖》就采用了这种方法。二则是《农器谱》的出笼就与这种写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农器谱》系补《禾谱》之缺而作，苏轼在“秧马歌”中述之甚详。苏轼在写秧马歌时，除了引述经典之外，还陈述自己见到的事实，并器物的结构和原理，还附上一首诗歌。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曾之谨补写了《农器谱》一书，写法上自然也受到了苏轼写作秧马的影响。“薅鼓”一节就非常明显。王祯《农器图谱》中的农器大多也是采用这种写法，而这种写法最初便是源于《禾谱》，源于东坡为《禾谱》所题，并附于《禾谱》之末的“秧马歌”。明末徐光启曾经批评王祯的诗学胜于农学，殊不知王祯的诗学是对宋人的仿效。如果硬要将王祯诗和宋人诗作比较，则会发现王祯所写作的一些项目，如田制，所附的诗，篇幅较长，有时甚至长过正文。这也许就是王祯被讥讽为“诗学胜于农学”的原因。
真正能将《农器谱》和《农器图谱》并不是写法，而是其中的某些用语。从用语来看，曾氏为江西人，在湖南做官，两地方言都称稻为“禾”，“禾谱”，实即“稻谱”。犹如北方人称粟为谷一般，北方农书中的“种谷”，实即种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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