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建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完全成熟的封建制度下，农民是土地的附属，封建主通过占有土地而剥削农民的劳动，但是在封建制开始形成的时候，尚非完全如此。那个时候重要的是对于劳动力的控制，而不是对于土地的控制。关于欧洲典型的封建制，马克思曾经说过：“欧洲的黑暗的中世纪，在那里，我们看不见独立的人，却看见每个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与领主，家臣与封建诸侯，俗人与僧侣。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建立在其上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的依赖性为特征。 ”“人身的依赖关系形成一定的社会基础”（注：《资本论》第1卷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马克思这里指的是封建的封君与受封之臣的人身关系，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这种关系对于生产方式的影响。上行下效，层层的人身依附，在金字塔的最下层的农奴当然与封建主也存在着形式上类似的人身依附关系。农奴经济形式所需要的就是“人身底依赖关系，人身在某种程度上的不自由，人被束缚于土地上作为土地的附属品，真正的附属品”（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应当指出，“人身的依赖关系”过去常被理解为奴隶主或封建主对于劳动者的人身束缚。这是不够全面的。其实在封建制出现的初期，这种束缚则表现为氏族对于劳动力控制和保护，表现为劳动者个人对于氏族的依赖。
这种对于劳动力的控制（注：关于劳动力与土地在地租形成中的关系，马克思说：“地租不管属于何种特殊形态，它的一切类型，总有这个共通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由以实现的经济形态；并且地租又总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别人的对于地球某些部分有所有权这一个事实，作为假定。土地所有者，可以是代表共同体的个人，在亚洲埃及等地就是如此。”（《资本论》第三卷第828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细绎这段论述，可以看到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非必为上古时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石，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可能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下，土地只是作为人身占有的附属品而被人控制，可见在生产关系中，它远没有人身占有更具备实质的意义。）是封建制形成时期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控制当然具有超经济强制的性质，但是它并非完全表现为封建主的皮鞭加大棒，而是在氏族制度尚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所谓超经济的强制则多表现为氏族的影响和传统的力量。
马克思说：“土地占有制的耕作者们……本身一部分是占有者底财产，象农奴一样，一部分是他们对他有尊敬、臣从和义务底关系。所以占有者对他们的态度直接是政治的并且也同样有一个情感的方面。”（注：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里所讲的土地占有制和农奴的关系，甚可注意的是他所提到的“情感的方面”。中国上古时代，这个情感的方面的因素很重要，如《尚书•汤誓》载商的族众对君主的话谓：“我后不恤我众。”《盘庚》篇载商的族众与商王休戚与共的关系，周的“惠保小民”的文王与周公，以致建造灵台的时候，“庶民子来”（注：《诗经•灵台》。），朱熹释此谓：“虽文王恐烦民，戒令勿亟，而民心乐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来也。”（注：朱熹《诗集传》卷十六。）后来孟子拿此事劝喻梁惠王，让梁惠王与民同乐，这其中存在的就是情感的因素。此事见《孟子•梁惠王》上篇，其载如下：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庶民之所以能够踊跃地给周文王劳作，实际上是把他当作父家长来看待的。这种情感的因素，直到战国时期才逐渐消失，而代之以赤裸裸的财产与金钱关系，《吕氏春秋》讲庸者为博取金钱而精细耕作，战国后期秦俗认财而不认亲，是皆为例。封建土地私有制是封建制的基础，这是毫无可疑的。对于封建土地占有的特征，马克思曾经从行政司法权的角度有过如下的说明：“在封建的土地占有（Feudalgeundbesitz ）之下已经存在着一种作为对人的外在力量的土地的统治。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品（Akzidenz）。土地属于宗子（Majoratsherr），即属于长子。土地是归他继承的。私有权的统治主要随着土地占有而开始，土地占有是私有权的基础。在封建的土地占有之下，主人至少表现得象地产的君主。……土地显得象它的主人的非有机的躯体。所以有成语谓Nnlle te-rr sans maitre（没有无主的土地），这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