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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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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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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自己的这一学术经历时说：
实在说，我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是很模糊的。直到抗战爆发后，我从沿海疏散到内地的城市和农村，才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一九三九年我曾居住在永安的黄历乡，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碉堡，四周则是一些矮小的平屋，佃户环之而居。我置身于这样的情景中，使我恍惚联想到中世纪的封建城堡制度，是不是还存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抗战的几年生活，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注：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载《文史哲》1983年第二期。）
三、四十年代傅衣凌诸位先生把社会调查资料引进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尝试，虽然在当时还未能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应，但其研究成果“很快被介绍到日本，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而后又由日本学者的媒介，传播到美国，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新汉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日、美汉学界被尊为一代大师，享有很高的声誉，不是偶然的。”（注：《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杨国桢：《序言》。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解放以后，虽然说中国的史学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但是由于受到现实政治的干预，史学研究仍然不能摆脱“政治史学”的羁绊，而傅衣凌先生等少数学者能够坚持社会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发掘包括社会调查资料在内的多方面的史料来源，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因此到了七、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的社会科学与国际上的交流日益加强，各种流派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重新涌入中国。中国的学者们认识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国际学术接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这学术逐渐开发的年代里，傅衣凌先生等的史学研究，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肯定。一批在“文革”后学成并投身于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以及一部份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都对社会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学术道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与调查资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并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们的积极参与。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的结合，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日益重视，就在于它能够“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这从理论上说，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大贡献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7 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强调的这些核心问题，显然需要社会调查这种“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来加以认真的印证，而仅仅依靠“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官方“正史”资料，是远远不够的。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理论和方法论的不断翻新，作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手段之一——社会调查，也完全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相适应。举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国家体制“大传统”与民间社会“小传统”的理论为例，我们不能不赞同这样的解说：（田野调查）观看民间的文化形式虽不能从中得到现成的启示，但它却能够给予我们“野史”般的冲击。民间仪式当然不具备文本的定制，因而我们只能费尽苦心方能从中“读到”书籍所代表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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