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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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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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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传统”、“雅文化”所能轻易提供的思路。然而，……文本只能给予我们了解思想史的素材，而作为（乡土社会）“隐秘的文本”的仪式，却是活着的“社会文本”，它提供我们了解、参与社会实践的“引论”。（注：参见王铭铭：《象征的秩序》，载《读书》1998年第二期。）国家体制“大传统”给我们留下的“文本”资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文化的全貌，其中最大的空缺就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历史学家需要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的政治文化道德伦理固然对民间行为、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着居高临下的规范作用，但是民间社会经济、下层社会风气的变化，同样可以影响统治者、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思考和调适。这也是我们强调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来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性之所在。
社会调查工作在学术研究上的运用，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口学家等，也都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田野工作）的运用。有些学科对社会调查工作的重视远远超出一般历史学家的重视程度。这种多学科对社会调查的关注，正体现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即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淡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正朝着多学科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方向迈进。传统的历史学过于迷恋典籍文献的资料作用，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社会调查（田野工作）上的成就，无疑给寻求学术创新的历史学家们予有益的启示。以往对典籍文献资料往往抱怀疑态度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们，近年来也对历史文献的资料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学术研究中多学科的结合运用，显然已经对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取长补短，产生了良好的效应。
当然，不同的学科毕竟有着自己的学科特点，有着各自专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其体现在社会调查的具体操作上，也应有许多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就社会调查的具体方法而言，应该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和调查对象，采用较为可行的相应措施。不能强求一致，或是过分仿效他人的研究方法。从这点上讲，我十分赞同研究历史应当是“史无定法”的主张。傅衣凌先生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这个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以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为特征，从考察社会结构的总前提出发，探求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诸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帐籍、碑刻等证史；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比较研究，以社会调查所得资料诸如反映前代遗制的乡例、民俗、传说、地名、口碑等资料证史。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求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认为：即使从今天看来，傅衣凌开创的这种社会调查与多种资料、多种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效法、大力发扬。
我们这里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社会调查固然应当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调查是推进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事实上，社会调查所征询的对象，由于文化教育程度、地域观念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他们所能提供给研究者的信息，往往是芜杂混乱的，且带有某种程度的片面性。这就需要我们在芜杂混乱的民俗材料、口碑访谈、民歌民谣、传说杂抄、谱牒私册等资料面前，进行认真的梳理，从中分别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资料来。因此，我们回到历史学的传统话语，历史学家做好社会调查工作，还是应当具备唐代刘知几所谓的那种史才史学和史识。否则的话，社会调查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陷阱，使研究者沉溺于漫无头绪之中，从而失去了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
中国的传统史学极其注重对史料的辨析，这是一个很优秀的传统。史学家们不仅要考辨史料的真伪，还要鉴识史料所含信息的真实意义。论从史出，只有在审慎辨析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对历史的真实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社会调查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研究者对社会调查所得的资料不加辨别分析，就有可能听风就是雨，只见到树木而不见森林。甚至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看到一点东西就发一通宏观的议论，大大降低了社会调查资料作为历史资料的可信度。同时，从事社会调查所应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应当极力避免先有了一个主观或主题的预设，然后根据这个预设找资料进行论证。这种作法就更加与史学研究“论从史出”的起码常识格格不入。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的结合，固然是本世纪中叶逐渐兴起的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把社会调查资料运用于史学研究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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