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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信古、疑古、释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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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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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经陆续出土而逐步深入，一直到1925年还在继续8。也是在1916年，王国维在研究石经中，“颇怪汉石经诸经全用今文，而魏时全用古文，因思官学今古文之代谢实以三国为枢纽，乃考自汉以来诸经立学之沿革，为《汉魏博士考》”，书共三卷9。他从古文字学角度，专门研究古文，1916年著《汉代古文考》10，1918年校唐写《本尚书孔传》和薛季宣《书古文训》11，到1926年还作有名文《桐乡徐氏印谱序》12。此外，1917和1920年，王氏又校勘过与古文经学有关的《孔子家语》。至于他对《尚书》研究的贡献，是用不着在这里多说的。
1927年3月，王国维先生的学生姚名达给顾颉刚先生写信，讲到：“‘王静安（国维）先生批评先生，谓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13这体现了王氏对疑古一派的态度。王氏是努力于古史的建立的，他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建立古史的方法。
大家知道，1924年冬，顾颉刚写信给胡适，荐王国维到正在筹办的清革学校研究院，胡适遂向清华推荐14。次年初，王氏就聘，4月迁入清华。7月，应学生会邀请，向暑期留校学生讲演，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代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发表于《清华周刊》15。文中列举近期古器物图籍的发现，强调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王氏讲课题为《古史新证》，其总论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于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
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
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16
对他7月讲演的观点，作了理论的提高和引申。王氏的研究与疑古的差别，在上述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还要提到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史的先声。他有自序中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17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序里特别讲到“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1930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追论及补遗”中，郭沫若先生肯定“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18，并就顾氏提出的夏禹的问题，依据“准实物的材料（齐侯**及钟、秦公簋等），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仍然是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发点的。
把古书的记载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郭沫若先生开拓的这条道路，决定了此后很多年中国古史研究的走向。应该说这已经超出疑古，而进入新的时代了。
冯友兰先生肯定疑古一派的史料审查，是很正确的。有些朋友（包括外国学者）担心我们不重视史料审查了，也不无道理。现在确有些论作忽略了史料审查，他们的结论自然是不可信的。在史料审查上，我们主张要以“二重证据法”来补充纠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外。疑古的史料审查，由于限于纸上的材料，客观的标准的不足，而“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证明纸上之材料，这本身便是对古书记载的深入审查。
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事实证明，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更重要的是，通过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够进一步了解古书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还体会到，汉晋时期的学者整理、传流先秦古书，会碰到怎样复杂的问题，作出多么艰辛的努力，后人所不满意的种种缺点和失误又是如何造成的。我曾经说过，“疑古思潮是对古书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们应该摆脱疑古的若干局限，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大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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