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另一类考古学 |
 |
时间：2009-7-24 13:50:21 来源：不详
|
|
|
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他们研究冲积平原能否有发展农业的条件，因此注意平原上积石咸（论坛编者按：“石咸”当是“碱”字之误）问题。由这一考察，然后才注意到野生小麦的“表现”分布于冲积平原之外的高地，解决了麦类农作的起源问题。[3]麦雅当斯成为近代考古学大家，其著作《城市的中心地》(Heartland of Cities)已是区域考察的经典。[4]
美国西南考古方面，二次大战之后，韦利(Willey)在秘鲁的维鲁河谷(Vira Valley)进行了空中测量，涵盖遗址超过300余处。[5]墨西哥地区的考古，颇多是区域考察与遗址发掘互相配合的。例如，墨西哥低地的考古，区域考察针对着四项主题：一是农业发展的过程，一是聚落的形态，一是人口的结构，一是文化演化的过程。此中前三项都与生态情况有关，最后一项则可说是前三项的综合结果。因此，墨西哥低地的考古计划。十分注意搜集与研究生态的资料。[6]
在美国西南地区，二十余年前有一个西南人类学研究群，在西南地区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他们揭出的问题，包含遗址当地资源、遗址的形态，当地人群尽可能取用近处资源，若必须与周边人群有所交换，则成本几何。由这些项目看来，研究群是着眼于社区及社群的自给自足程度。于是，人口结构与人口变动，都是重要的变数。聚落的在地条件，例如地点、周边环境，也都是重要变数。资源与聚落分布，遂是互应的变数。[7]
以上三个地区的区域考察，各有其历史背景及研究理念，但几乎都注意到获取资源与聚落分布的关系，也由聚合之间的关系，研探复杂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研究方向，已是近代考古学的重要部门。苏秉琦先生指示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可与这一研究方向彼此启发。为此，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可能也有必要在宏观方面，多作一些“找问题”的设计。
中国学术研究的习惯，由三十年代开始，大致以史料学派为主，重归纳，而不多问问题。现在，资料的累积已到了不易驾驭的数量。若是我们不从“问题”上寻找方向，资料的增长，也仍不会帮助我们，不会使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生存衰减，有更多的了解。
我不是考古学家。从古代文化研究的立场，我盼望考古学家提供不见于文献史料的资料，使我们对古人生活有比较清晰的印象。
我希望考古学家找到更多的生态资料。从地质学与气候学，我们可以得到不少有用的资料。这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正是年鉴学派所称长程的变化。年鉴学派认为政治史是历史长流表面的水纹，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是人类历史的中程现象，而地理与地质的变化，则是长程的现象，变动缓慢，但是影响深远。可是，地质学与气候学上大地区的长程资料，于宏观的历史有其重要的意义，却并不容易联系一时一地的文化变迁。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要路程碑，还是必须与当时当地的情形直接联系。举一个例子，前面谈到的麦类农作的起源问题，两河流域是人类发展文明的一个重要地区。过去，大家一直以为肥腴的冲积平原，应是农业出现的摇篮。但是，在考古学家考察了两河平原与四周山地之后，发现麦类的近亲植物，分布于平原以外的山坡地带，而最早的定居聚落也在山坡地带出现。这一生态考古学的发现，改写了人类的文化起源理论。从同一现象讨论，中国地区稻作农业的起源，考古学上的据点，已有不少。如何解决这个稻作起源问题，似乎可从大规模考察稻类近亲的分布与稻类的生态双方下手，当可使已有的考古资料呈现清晰的意义。中国考古学报告，已包括了不少
生态资料。孢子与土壤采样，都经常见于发掘报告。考古学家何尝不可进行大范围的考察?
生态改变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密切关系。考古学家可从各种地区性考察的资料，获得发掘遗址来取得的线索。并以希腊半岛南端安哥奈(Argolid)地方法兰柱兹(Franchthi)洞穴的考古情形为例，证明生态资料的用处。此处是希腊延续时间最久的遗址，从距离二万余年到距离五千余年之间，都有人类活动的遗存。但是，除了这处遗址之外，南安哥奈地区，甚少其他遗址，而在法兰柱兹发掘的范围也相当小，只有一百米的聚落遗址曾经过发掘。从贝类的堆积分析，海水不断上涨，海岸线曾有改变。不过，单从贝类堆积层(贝冢)，看不出文化演变的情形。但是，动植物遗存的资料，却相当有趣。动物方面，在距离七千年前，红鹿占百分之七十，野猪占百分之三十。距离七千年前开始，羊类占了百分之九十，此后又逐渐降低为百分之七十，而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