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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考古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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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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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牛却渐成重要的肉食来源。在植物遗存方面，距离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栽培小麦与二列大麦却逐渐出现，代替了前此收集的野生大麦与燕麦。这一转变的同时，洞穴外面的不远处，也出现了石墙。这些现象，又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出现相当一致。于是，发掘的资料虽少，配合地区性的考察，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类活动，已可重建：在距离五千年前，当地人类的生活方式已由收集食物转变为农业生产，海贝与野生动植物，只是补充之用。[8]
近来，中研院史语所的王明珂由生态改变的角度，讨论青海河湟地区的游牧化。他从齐家文化畜养猪只的生活方式转变为辛店文化与卡约文化的畜养羊与牛马，指出前者的经济，猪与农业生活的人争夺同样的食物资源；而羊的食物，与人类食物来源，全无冲突。高地生态，不宜发展农耕，却可发展牛羊的牧业。[9]王明珂的资料，都取自遗址的发掘报告，而他对当地生态的理解，则得之探访与考察。如果王明珂能有机会进行地区性的考古考察，收集生态资料，他的论断可能更为周全，更有说服力。我相信，地区性考察，可能为我们提供不少线索，说明不少类似的问题。
为讨论人类生活方式，考古学要衡量一个社群一年所需收集的可以维持起码生计的生活资源。张光直先生早期的研究，是这一观念的先驱。他对北极圈人类社群收集食物的活动范围，界定出“一年度维生区域”(annual subsistance region)。[10]不同地区文化的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提出类似观念。现在这一观念，大致可以归约为一个社群为了谋求生计，在其居住聚落的周围进行一定的活动，无论是采集、渔猎、种植或畜牧，都会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在这一个活动圈内，这一社群取得其生活所需的资源，而这一空间范围，即相当于这一社群的领域。考古学上，现在用资源领域(spatial catchment),分析这一空间内的资源性质、生态条件、获取资源的方式以及领域的界限，即是所谓“聚落领域分析”(Site Territorial Analysis，简约为STA)。现在，这一观念，已普遍见于考古学的研究，而且有一套相当标准化的量化方法，以界定领域的范围。[ll]
这一经济人类学的观念，可以延伸到两个方向：一是社区活动的整体观察，整合生态，劳动，分配等等，都以社区为中心，以取得生活资源为目的——这是内延的功能分析。另一方向，社区与社区之间，会有合作，冲突、交流、融合、扩展等等，则涉及以社区为单元的互动一一这是外延的系统分析。两者都可由空间观念与生态观念作地理学的研究；也都可由组织与系统的功能分析，探讨社群发展为复杂社会的过程。事实上，考古学家已在不同的角度分别应用这种聚落形态与聚落系统的观念，分析各种经济形态与不同程度的复杂组织了。上节引用的《环境考古学的概念问题》(Conceptual Issues in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一书，有三分之二的章节围绕着这一套社区分析观念。[12]
一个社区分析，牵涉的空间范围相当广泛，注意的研究资料，又分散在不同的方面。例如，土壤、植被、地形地貌……借此以界定社区领域的范围及其可以取得的生活资源种类与资源性质。这些资料的收集，涵盖面极为分散，在一定范围内发掘遗址，未必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料与讯息。为此，有系统地广泛收集资料，是另一种考古的方法，应与深度考古发掘有互补之效。
一个聚落社区作为中心的领域，依照其经济生活的形态而有不同的面积。大致言之，采集渔猎的生活，领域范围相当广大。农耕生活的所需领域，则直接与土地使用的方式相关；精耕的农耕，其聚落领域比较小，而粗放农耕的领域则较大。有一些考古学家，用步行两小时的半径，作为领域所及的范围。这是过分机械性的量化，不足为训。人口增加，社区密集，两个聚落获取资源的领域，也因此只能取其中线以为界定。这是在文献缺如之时勉强找到的方法。领域分析方法学上的Theissen多角形，即是一种理论性的界别方法，这是使用几何理论的划分领域。然而，正因有了“应然”与“实然”(假设与实际之间的差异)，研究者才可以寻索为何有此差异的变数项目。[13]
若能在生态条件(包括气候、地形、植被、动物……等项)都有了确切的资料，以一个人步行二小时的半径，或某一距离(例如五公里)作为半径，这一个生活资源领域内，所有可用的资源有多大的潜力，可以养活多少人口，即是这一个中心聚落的人口极限。在高寒地带，同样面积的生活资源不如温湿地带丰富。在崎岖山地，同一步行时间内，一个人能达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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