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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考古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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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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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距离不如平地，其生活资源领域的面积，也就小于后者，其养育的人口数字，当然也就少些。不过，至少在史前的生活方式下，大致一个生活资源领域的资源不可能充分使用；理论可以设定的人口数字只是可能达到的上限，真实数字必定小于这一上限。因此，这种人口的估计，仅是一个聚落社区人口的约略限度。
社区人口数字也与生产方式有对应关系。资源丰沛时，劳动效率不是问题，不论渔猎耕牧，人人都可以在人口上限的范围内活下去。在资源到达临界点时，生产功率较大的劳动方式(例如园圃耕作)，即可以供养较多人口；而生产功率较低，或较不稳定的劳动方式(例如狩猎)，则只能维持较少的人口。应用到中国考古学上，我们不妨选择几个比较完整的聚落遗址，以附近生态环境估计资源领域的范围，约略算出聚落人口的可能上限，亦与发掘所见的聚落规模核对比较。有了若干实际数字与假设数字的差距，即不难设计一些计算的模式。当然，这种模式都有时空的局限性。只是有了一些基本模式，则调节校正可以有所依据了。
个别的聚落形态之外，我们又须讨论地区性的聚落系统，亦即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在聚落松散地分布在广大地区时，聚落是相对独立的，彼此之间可以互不相扰也不相依靠。旧石器时代的人群，大约即不必组合为聚落，更谈不上聚落之间的关系。人口增加，聚落分布的密度也随之增加，聚落与聚落之间开放的空间渐小，生活资源领域日益密接，甚至会彼此重叠。强凌弱，众暴寡，经过斗争冲突，聚落之间有了上下统属的关系。另一种可能，聚落之间生态条件决定了不同的生产形态，聚落之间有了分工，以及为此而发生的交换与贸易；聚落之间也有了互相依赖的关系。这两项可能，使聚落与聚落结合为复杂的系统。经过斗争与冲突，聚落系统出现了层级。经过交换与贸易，聚落系统有了串联与并联关系。无论哪一种方式，聚落系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网络。这一复杂性群体系统，终于会导致权力与财富的集中与不均匀的重分配，也就是阶级的分化与国家权力的出现。这一过程，即是人类政治组织的复杂化，许多符号与仪式，例如文字与信仰，都将相应产生，以维持这一复杂系统的运作。
上文曾说过Thiessen多角形的资源领域形式。从几何学的可能性而言，最密接的空间间隔关系，当是六角形的蜂巢式图案。地理学上的“中地”(Central place)，已是人类学家熟悉的模式。[14]史坚纳(William Skinner)曾应用这一模式研究中国的市场网络。[15]这一模式是市场网络，但是其空间安排的格局。也可适用于Thiessen多角形的排列。如果将资源输送看作有与市场网一样的集散作用，则政治权力的收纳贡赋，也可用中地理论的模式，说明政治权力的层级关系。史德潘力(Steponaitis)即以这样的模式，说明墨西哥谷地(Valley of Mexico)在形成中期(约公元前八００～公元五００年)、晚期(约公元前五００～公元二００年)及末期(约公元前二００～公元一年)的政治层级系统。在中期时，核心村落大致保持政治的自主权；虽然核心村落对于散村有相当的控制，但控制力不够强，还不能使后者将剩余资源奉献给前者；这一系统，只是单层的平行聚落。在后期时，村落自主性消失，出现了三层的层级关系，村落受制于当地的中心(local center)，当地中心又受制于地区的中心(regional center)，贡献由下而上，地区中心掌握的资源三倍于当地中心；同时，约有百分之十六的人口不事生产，受生产人口的供养。到了末期时，墨西哥有了四层的层级系统．，最上一级已不在研究主题的地区内。这些不同层级的中心，在考古学上，可从礼仪建筑与文物品质，看出其明显的差距。[16]
这种演化的过程，从聚落到国家(或接近国家层级的复杂政治体)，当可作为思考中国考古学上一些重要课题的参考工具。我在去年访问良渚，返港后撰文讨论良渚文化的兴衰，也是由层级系统的观点，设法重建良渚文化的复杂系统。[17]我相信，别处的考古资料，也可用类似的观点组织，以重建以空间关系说明的层级系统。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本文的讨论，围绕在以空间关系为主题的地区研究。拜苏秉琦先生的观念启发，我才能有此想法。这一思考的方式，可以是演化的(evolutionary)，也可以是传播的理论。其实，多线平行的演化论，即已容纳了传播的扩散效应及相应而起的跃进效应。一个资源领域与另一资源领域相接触，经过交流而致融合，其间互相的影响，会改变演化阶级的发展的速度及发展的方向。在一个领域的文化与另一领域的文化相融合时，新的文化综合体已不是原来任何一方的生活方式，而是另一生活方式。其中有若干领域的文化会急剧转变，经由涵化程序转变了发展的方向。这一发展过程的复杂程度，与当时情况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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