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种扩及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之间特别是中西之间发展道路的巨大差异无疑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寻求中西历史变迁过程的异同点，探析其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在国内外现代化比较研究领域也一直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取得的成果亦极其丰硕。如果将这种比较研究置于上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背景之下，并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之中进行，则不但会有力地推动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发展，在理论上亦将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国情和现代化道路的认识，进而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在通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救灾减灾及环境保护问题上所取得的理论、制度和实践上的成就，是西方中世纪文明所远远不及的，以致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魏丕信将18世纪中国集权体制下的荒政体系等同于近代西方的国家福利主义，国内不少学者更把古人所谓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视为解决当前全球环境危机的秘钥。然而就如同中国未能最先迈进现代化道路一样，中国发达的救灾环保(环境保护)理论亦未能使前近代中国像欧美国家那样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摆脱重大饥荒和瘟疫的威胁，在向现代化的减灾理论及实践的转变过程中也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史时期。因此，对中西救灾、环保的理念、制度、政策、措施进行系统的比较，总结各自不同的特点与历史经验，探索中国近代救灾事业现代化的历程，对于今天我国的减灾环保建设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由于灾害对社会的广泛而复杂的影响不可能像减灾防灾的技术工程那样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而往往是在已经发生的灾难性事件中归纳总结，故而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整理和比较人类历史上的救灾经验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

    正由于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是推动近二百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也正因为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危机愈来愈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故而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上述两个问题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然而，由于专业方向和思维习惯的局限，这两类研究长期以来未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关的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更多地是从国际环境、知识进步、技术发展、经济增长、政治变迁、社会秩序、文化心理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层面进行的，对生态变迁与现代化进程的互动关系则较少提及。而有关自然灾害和环境危机方面的研究则更多地是从地理学、生态学、灾害学、气候学、地质学、水文学、生物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的，更注重的是灾害演变、环境变迁的趋势性分析、规律性分析以及救灾减灾工程的技术方面，较少涉及灾害的社会影响及减灾工程的社会制度层面。近年来有不少研究对此虽有所论述，但一般还是侧重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相对忽视了生态变迁、自然灾害潜在的社会功能及其与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现代化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将自然与社会的变化结合起来，并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动过程来透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透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社会现象的转变轨迹，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创新工程。

    从比较现代化的学术研究道路来考察，马克思早在130多年前出版的《资本论》中就已经注意到灾害对社会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反映，并辟出专节探究了1846年爱尔兰大饥荒对该地区原始资本积累的巨大影响。到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以著名美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派经济学家，则将马克思特别强调的而被西方学术界长期忽视的制度变迁研究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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