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西方国家通过工业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有效地克服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全球范围内周期性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摆脱了古典主义的增长限制，而在以教养兼施为己任的家国一体化的中国传统社会，尽管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两千多年的救灾减灾经验和极其丰富的环境保护的思想资源，但直至20世纪上半叶也未能跳脱周期性饥荒的困扰，更未能阻滞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的趋势。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荒政即减灾事业在其变革过程中究竟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路径和方式?

    第三则是现代化过程中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核心的政治变迁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即如何辨证分析环境变迁与阶级结构、社会冲突以及政治体制的关系；如何看待这种与生态环境关联密切的传统政权形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以及其在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以后所发生的变化；如何从减灾救灾这一特殊的社会领域去深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演变特点。事实上，余新忠的新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已经就此展开了开创性的探索。   

    第四是如何从生态变迁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化心理、民众意识和现代化的关系。不管人们在解读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命题时会得出怎样不同的结论，有关民族文化心理与现代化之间的关联却总是割不断的。清末以来，如何改造国人的民族素质或国民性，塑造具有近代特质的国民意识，更是一直被当作摆脱亡国灭种之威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路径。但是除了早年的潘光旦先生(代表作是《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与今人任不寐的《灾变论》之外，鲜有人从灾荒的角度对这类被众多忧时之士痛加针砭的国民性进行系统的探讨。其实，不管是潘光旦所指的中国人的好死不如赖活的“牛皮糖精神”，还是国内灾学界提出的概念如“灾民心理”、“灾民意识”，乃至任不寐的“灾民理性”，在中国这样一个所谓的“饥荒的国度”里，都不仅仅是一种灾时出现、灾后消失的短暂的现象，也不是不能导致人的意识的“整体的历史变迁”，而是此消彼起，连绵不断，最终从非常规的思想意识转化为一种常态的思想意识，积淀在人类心灵的深处，成为中华民族整体社会意识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詹姆斯·C·斯科特著名的“道义经济学”对东南亚“农民社会的许多奇特的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所做的解释，如果离开了“农民对饥荒的恐惧”，则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过，由于潘光旦的研究主要是将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亨廷顿《种族的特性》与自己有关人文生物学方面的思考嫁接而成的，长期以来应者寥寥，而任不寐的研究则激情多于思辩，思辩多于实证，颇多偏激之处；至于人们在引用道义经济学理论来阐释中国小农的生存理性时，又大都抽象掉了这一生存理性赖以滋生的土壤，故亟须重新加以论证。

以上提出的不过是有关生态危机与现代化之诸多关系中的几个方面，但是如果这样的研究能够对当前颇受非议的“现代化研究”多少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于愿足矣。既然我们大家今天理所当然地加以接受的自然界的画卷，原本就是“一幅历史化的画卷”，总是充满着进化、冲突，伴随着剧变与灾难，既然人类的生命之河，就像美国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说的那样，势必要将人与自然的界限冲刷得模糊起来，使之融为一体。既然探究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不断变动着的相互关系的生态科学——一门综合了其他人文、自然科学并因之被视为终极科学的科学，按照一位环境史学家的观点，本质上不过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而且，既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今仍风潮激荡，所谓的“现代化叙事”尚未至寿终正寝之时，我们就实在没有什么理由不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以期从历史的深处为完善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寻找些许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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