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这一历史背景之中，对西方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对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兴起与发展作出重新解释，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诺斯等人看来，“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状况”，“过去是，今后也仍将是经济史的中心”。当然正如这位经济学家曾经指出的，他的工作“旨在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有的历史成就的原因作出解释”，惟其如此，则又反衬出非西方世界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变迁模式。与此同时，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拉杜里则把发生在14—15世纪(即欧洲中世纪末期)持续百年的以黑死病为主要标志的人口—生态危机看作是中、欧社会大分野的转折点。因为“人口的大幅度下降相反地伴随着大量农业资本的残留”，“造成了土地资本的大量剩余，由此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上升以及城市和海上经济的多样化，从此以后得以满足从葡萄牙到德意志的西方社会不断增长的复杂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使中世纪后期的人口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恢复能力并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迈步”；而且“似乎是在经济的废墟上出现了像凤凰一般辉煌的知识文艺复兴”。相反，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虽然经历了同样的人口生态危机，却并没有带来什么“有益的后果”，尽管这未曾妨碍“中国文明在中世纪末仍然有能力取得重大的成就”，“却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从而“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由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创立一个交流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和科学的社会”。美国学者迈克．戴维斯的新作《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大屠杀》更是别开生面，把19世纪后期发生的全球性厄尔尼诺大饥荒——这是黑死病之后最大的人类灾难之一，在中国被称为“丁戊奇荒”——与中国、印度、巴西等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形成联系起来，为我们理解19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列强究竟如何利用气候异常来强化世界体系中的不发达现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理论或假说有的带有极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的则脱不了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但他们提出的问题以及观察问题的视野所具有的学术启迪意义，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的。怎样对上述西方理论去伪存真，剔粗取精，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所开创的灾害社会史的比较研究路线，重新解释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对国内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至于国内的减灾救灾史的研究，近年来的确成果累累，只是由于这些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减灾的技术或工程措施方面，而且大都未能超出邓拓《中国救荒史》的研究范围，对中国救荒思想和实践的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也基本上仍付阙如，所以也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完善。最近，法国学者魏丕信在给自己于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代表作《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所写的中文版前言中，一方面扼要地回顾了过去十年来主要是中文世界有关中华帝国晚期救灾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又不无自信地表示，他的研究虽然有许多细节可以“进行新的补充”，但他在20年前所做的“主要论断仍是适用的，没有由于近年来新研究的出现而过时”。或许就历史的实际情形来说，魏氏此语不无武断之嫌，可是就国内的相关研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应属毋庸讳言的事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目前所要做的工作，简而言之，就是在充分汲取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从生态变迁与现代化进程的互动关系这一新的角度，并通过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从经济变化、政治变迁和文化心理转换等各个方面，更深入地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性质、特点、规律。其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现代化起源的动力和条件问题。既然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由于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引致的一系列天灾人祸的调整，渐渐孕育出促进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的所有权体系和经济制度，是其最终导致工业化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作为此前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无出其右的中国传统社会，在同样遭遇周期性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之后却始终未能促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乃至经济发展相对落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