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参见马克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古代社会的几点看法》，《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④  《马恩全集》第28卷第256,272页；马克思：《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第35—36页。

当前国内外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中，一些人的基本观点和二三十年代的特殊形态论相同。有的人则走得更远，如意大利梅洛蒂教授加进了一个马克思没有提到过的新成分——实行所谓“普遍农奴制”的“官僚集体主义”。他认为在一些所谓亚细亚或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如俄国、中国、埃及等，只有经过“官僚集体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并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为“官僚集体主义”制度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从古代世界历史的二分法传统，从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古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特点的具体研究，并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以尽可能得以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而不是先验的结论，这样，才能有力地用历史事实来反驳特殊形态论。

同时，世界古代历史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也要求打破二分法的传统，从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因为，随着考古发掘和古文字释读的新发展，一些过去很少甚至未为人所知的古代文明，例如欧洲的克里特—迈锡尼文化，非洲的麦洛埃文化，西亚的埃勃拉古国，美洲的玛雅文化等，正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由于大量新的史料的发现和研究，一些过去认为是正确的结论，如古代东方社会公社长存、土地国有等特点，已被人们所怀疑和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采用二分法，将古代世界分割为古代东方和古典社会两个部分，再套上两个阶段或两种类型的模式，那就会削足适履，有碍于世界古代历史科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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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翁贝托·梅洛蒂1978年9月在一次国际讨论会上的报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官僚集体主义》，见《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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