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反对剥削和压迫的大同理想，更值得我们珍视。列宁说：“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这些理想对马克思主义说来是非常宝贵的。”④从《礼记·礼运》篇描绘了一个大同世界开始，我国历代不断有些优秀的知识分子提出过与剥削制度相反的理想。像东晋的鲍敬言、宋元之际的邓牧，以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颜元、唐甄等启蒙思想家，或追求“无君无臣”、“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⑤的乐土；或设计“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⑥的政治蓝图；或主张“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⑦；或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抨击。这些优秀知识分子希望在祖国的大地上出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他们的理想给后人以启迪，激励人们为建设一个自由、幸福和富强的国家而献身。孙中山就曾依据《礼运》篇的大同理想，提出“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的主观社会主义设想。这种不切实际的大同理想和科学共产主义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正如列宁所说，它对于马克思主义说来是非常宝贵的。
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财富
中国自秦汉以后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在清代以前，历代的中原王朝都不曾把当时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完全统一在自己的版图之内。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族中原王朝的关系，正如中原王朝分裂割据时期各汉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一样，都是国与国的关系。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否认这个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这些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无论从尊重历史或从今天民族团结的考虑出发，都不能把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原王朝的关系说成是外国和中国的关系。在清代前期正式形成近代中国版图以前，历代的中原王朝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国的全部，古代典籍中的“中国”在许多场合下也并非国家的概念。在运用历史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我们必须坚持今天我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个基本观点。
对于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我们既无需掩盖，也不能片面地夸大。外国有的学者把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完全说成是封建统治阶级武力征服的结果，这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歪曲。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靠武力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军事帝国，但后来都崩溃瓦解了。为什么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历了许多世纪，却不断扩大和得到巩固呢?如果单纯依靠武力征服，各族人民之间并没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绝不可想像的．历史表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不仅有互相敌对和战争的一面，还有友好往来和互相融合的一面。正是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和互相融合，以及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各少数民族的影响和吸引，使得各族人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缔造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17世纪30年代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游牧的我国土尔扈特蒙古部，在经过了一个半世纪之后，终于摆脱沙皇俄国的统治，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这一事例最生动地说明了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何等的强大!
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问题，目前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的民族斗争属于内部问题，最好不要用岳飞、文天祥这样一些历史人物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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