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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岂容虚无——评史学研究中的若干历史虚无主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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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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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联合攻关，在确定夏代和商代前期比较可靠的年代框架，复原商代后期和公元前841年西周各王比较准确的年代等问题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新成果，为中国文明是“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结论，进一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而前引“三星堆文化”的论者，对这些史实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在学术准备极不充分的状态下，又重复和演绎了一番早已破产的“中国文明西来说”。正像一位批评者指出的：“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网上浏览，偶尔点击了‘三星堆’，在缺乏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种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少列个学科，就算饶了它们吧）等学科知识的前提下，对“三星堆’文化作了漫无边际的生拉硬扯。”这话说得虽然有些辛辣，倒也符合实际。
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历史虚无主义呢？因为这涉及某些出版单位和新闻媒体对史学研究的错误引导。有的出版单位明知这两本“破译飓风系列”的书，“不乏臆断、附会、甚至曲解、累赘之处”，却极力推崇作者这种“大胆探索与想象的精神”，以及“脱离了当下盛行的低级趣味与浮躁的、回归学术天真与淳朴本质的追求与激情”，盛赞这是“一场思想与学术的革命”，甚至将其提到事关“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心胸与自信心”的高度。面对这些令人费解的言论，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被虚无了，即精神支柱被抽掉了，那还有什么“心胸和自信心”可言呢？难道说这种“心胸和自信心”会来自别的国家和民族吗？他们特别赏识作者谈论“整体人类与中国夏商周三代之间的特殊文化纽带”时，“没有选取中国的典籍”，而“耐人寻味”地“使用了《圣经》这一人类共同的文化宝典以及最古老的历史文本”，强调这是“传统学者从来没有人做过的”。看了这些莫名其妙的言论，读者难免惊叹：把“中国的典籍”置之度外，用《圣经》为依据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文明的起源，并被视为“创举”，岂非咄咄怪事！
在这方面，有的新闻媒体也不甘落后。南方某地一家刊物载文评论说：一位民间女学者“最近大大冒犯了一回史学界”。“她提出的‘中国文明脱胎于红海文明’论，新奇大胆，占尽风流。尽管那些见解遭到了正统学术界的鄙夷，但却获得了普通读者的支持，从而引发出新的疑古风潮。”“互联网、出版商和资本逻辑声援了这场学术叛乱。”为了抬高作者，评论不顾事实对新中国的史学和史学家横加贬损，说什么“从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的凶险图景中，可以看到帝国传统对史学和考古学的统治”，“如今，这种被国家财帛包装起来的‘宏大叙事’，却要被迫面对一个民间女子的挑战。”
这位“民间女子”的作用果真如此大吗？
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而谈论“三星堆文化”的论者却与此背道而驰：仅凭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与红海地区某些文物的表象相似，就天马行空，靠“大胆的推论和想象”，断言“中国文明脱胎于红海文明”；仅凭《圣经》这部“以色列人的家谱”，就“耐人寻味地’”读解出“中国夏、商、周的起源”；仅凭“不乏臆断、附会、甚至曲解、累赘”的两本书，就想“引发出新的疑古风潮”，掀起一场“学术与思想的革命”；这是何等的痴心妄想和轻举妄动！借用这个论者正在写作的另一本书的书名，可谓“历史也疯狂”矣！至于说这是一场“学术叛乱”，未免言重；如果说这是一场学术混乱，倒恰如其分。最令人担心的还是“出版商和资本逻辑”的“声援”。试想，学术研究如果为“孔方兄”所左右，后果将会怎样呢？
七十多年前，鲁迅告诫文学青年说：“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虚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有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这语重心长的教诲是何等令人振聋发愤呵！难道‘下三星堆文化”的论者和她的支持者不该反躬自省吗？特别要铭记：只有“不断的（！）努力”才能“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而“用力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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