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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研究，尤其对商业资本、市场和交换理论、广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学方法论、中国现代化理论等方面着力甚多。其研究特色是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之结合，研究核心点是中国的现代化（或称近代化）。他注意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与动态，并运用其中适应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结合方面作出了典范。他的结合与运用是能动而理性的，突出于选择与修正。例如，先生有“计量经济学”的深厚功力，十几年前我读博士生时就上过先生这门课程。但 他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明中叶以前不太适用计量方法，此后可以用，但资料必须可靠。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就是使用了系统论述与计量分析结合的方法，发表即有转载和英、日等文译本，后来他对其中一些资料又进行了修订。再如，近年来以D.C.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影响本国，先生认为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制度变迁等概念可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但应注意具体的研究对象与资料。
先生的研究重心是近代经济史，但他主张先作“专家”后当“博士”，即在专精基础上要贯通。八十年代初他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前资本主义部分和中国经济史部分主编，亲自撰写的“中国经济史”长辞条，是对中国几千年经济发展史的系统总结。他的历史观可以说是“发展论”，即历史包括经济史的发展可能曲折，也会有回潮，但总趋势是进步的。
1982年他发表《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主要讲两个问题：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入侵的后果，如何评价封建主义的作用。对于前者，后有《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继续研究；对于后者，则有《谈封建主义二题》深入讨论。“二题”指古代封建主义和近代封建主义，“近代封建主义”是先生提出的概念，意指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有其独有特征。“广义政治经济学”是先生又一重要课题，他倡导研究“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有影响的学术动态。这也是以前资本主义时代为研究对象的学者理论困惑的共识。
他主张“史无定法”，即可以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选择适用的方法，无论是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还是国外新兴的各学派的方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对此有重点论述。先生认为治经济史必须有历史学的修养和经济学的基础，他的《论历史主义》和《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其从理论到方法的阐释。他认为不能完全否定历史主义，而史学要与社会科学结合则是肯定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应当历史地看待经济学的发展，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他一再申述──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也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不是推导历史的模式。这可视为他方法论的基点。
他在《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中，针对“冲击──反应”范式和“传统──现代”对立的理论，提出中国“内部能动因素”论，并予以实证考察。传统经济中的能动因素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他考察近代农业生产力，认为传统农业可以承担近代化的任务，但不否认其落后面一定程度地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他以科学的精神和谦逊的态度，在再版时指出对于近代人口与耕地“我的估算已落后了”而应“改用时贤新论”。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中，他分析利用手工业的功效及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结合，指出可 能有一条立足本土、工农结合、土洋结合进而现代化的道路，但终败于以洋行、租界为背景的大口岸经济的道路。《论二元经济》从理论上探讨不发达经济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并加以实证分析。先生认为将传统农业的作用局限于为现代化产业提供廉价劳力不对，关键是低估了传统农业的剩余。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总认识，集中在《世潮·传统·近代化》短文中。
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初，当人们还在重生产、轻流通的圈子里打转的时候， 先生已经着手研究市场问题了。1983年起，他发表了论明代、清代、近代市场的系列论文。他的《市场理论和市场史》分析马克思的分工产生市场的理论，提出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出现多与分工无关。他还写了《试论交换经济史》，建构交换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式，提出──“交换先于生产，并几乎成为经济发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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