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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导数”。这在经济学研究上是重大尝试，非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与坚实的史料基础与史学功力不可。他研究市场，从商路、商镇、商品运销转向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等变化入手，分析市场的周期性变化，并讨论其对社会结构、阶级分化的影响。他的市场研究是以中国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为基点的。他注重流通的研究，认为仅仅从生产的视角不足以认识经济发展和中国现代化。于是，他用了很大力量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十六至十七世纪、十八至十九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进行系统考察，这可说是“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现代化研究理论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希图在理论上找出一条适应中国经济史学和现代化研究之路，这可以视为“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这些研究， 集中体现为近年发表的《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中国市场》、《十八和十九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等系统成果，得出中国现代化肇端于十六世纪的明代“嘉（靖）万（历）说”。此说并非是他的发明，如傅衣凌先生就有过相同论点。但是，是先生将此说立论，并以坚实的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展现于世人。《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是他最近的一篇论文，论述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同时指出市场机制也有个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
先生治学十分强调专题研究，重视论文的撰着，“由小而精到大而博”。他主张行文精练不夹虚文，他的论文大多是掷地有声的精品。1985年先生曾出版《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的论文集，是1949至1983年论文的集萃。1996年出版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则是他1985至1995年论文的精选汇集，这部集子是为祝贺先生八秩华诞而出版的，更是他近十年来重要学术贡献的凝聚。
三
先生的研究，时代而言是从近代到明清，有生之年准备上溯宋代；内容来看是从生产、到流通、到市场；再到超出传统“经济”概念，对社会结构、制度变迁、思想文化进行系统考察。他认为经济发展因素有几个层面：文化传统（深层次、间接性的）、结构或制度（institution）、交换和流通、生产力水平。 仅有经济发展的“量”不行，必须带来制度变迁的“质”变才能呈现社会发展。
他说现代化的启动因素是思想解放和商业发展，引起不可逆转的制度变迁，然后才是工业化。欧洲先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继由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他提出的现代化因素始于十六世纪的“嘉万说”，依据是：经济方面，市场扩大，出现徽商、晋商、海商等八大商帮，出现工场手工业；同时，有赋役制的货币化和由丁入地、租佃制的定额化和永佃制、雇工的人身自由等不可逆变化。社会方面，这一时期乡绅权利的扩张包含着地方观念和知识价值化的内容；所谓宗族制“复兴”，实际是破除了平民不准立祠的禁例；连同士农工商地位的变化和突破礼制的奢侈之风，都是新兴因素。思想方面的变化并不与经济变化如影之随形。王守仁心学的兴起可视为儒学的进一步理性思考和突出自我价值，继之有泰州学派、东林学派、李贽等反传统、个人解放思潮和稍晚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的启蒙思潮。文艺方面，明初印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而后期的《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在若干思想上也是超前的。但是，嘉万以来的现代化因素并未引起体制性的（constitutional）制度变迁，随即受到十八世纪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思想上众多“逆流”的压抑。十八世纪是清盛世，愈是盛世愈趋保守。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有戊戌变法。
先生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有着许多重要论点。他引述熊彼特（J.A.Schumpeter）语“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说：“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即使是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也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或地区。”经济史研究不是只讲“纯经济的”现象，提出经济史学家应当有整个历史学修养，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诸方面，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研究经济发展与演变。经济学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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