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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派总的方法不外模式法和因素分析法，经济史则不宜用模式法。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发展总会形成某种模式，但它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经济学日益模型化和数学化，主题狭隘，以至用公式“伪装精确的知识”（F.A.哈耶克）、“用时间变量来代替思考”（R.M.索洛，二人均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经济史研究应以实证分析为主，应具体不宜抽象，不宜先立范畴，更不能用范畴“填充”历史。对历史研究来说，提出问题非常重要，而一般不宜假设。经典作家不轻言规律。他还有许多独到的论断，常常给人以习惯思维的冲击，如：“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未必 就是好的”，举出奴隶制的出现就是如此；再如，“萌芽不一定非成大树”，像资本主义萌芽就可能只是“萌芽”等等。
先生将方法分为三个层次：①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法；②归纳、演绎等求证方法；③经济学、社会学等分析方法。在“史无定法”原则下，他提出捎糜谥泄檬费芯康乃南钪饕椒ǎ孩倬眉屏垦Х椒ǎ髦幸兑郧安皇视茫蛭糯南撞蛔既贰⒓窃夭涣鹊取２皇视ρ芯可叵担抑患勘洳患时洌捎糜诩煅槎ㄐ苑治觯灰私⑿吕砺邸Ｗ苤溆τ檬怯刑跫囊彩怯芯窒薜模ⅱ诜⒄咕醚Х椒ǎㄑ芯壳贩⒋锕遥乇鹗强疾斐て谇魇瓶梢越杓⒄咕醚ё⒁獗冉涎芯糠ǎ崾径寐鄣染捎茫ⅱ矍蚓檬贩椒ǎㄇ蚰谟肭蚣淞秸哂ν苯校械乩砺?central place theory) 提出经济发展由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扩散，可考察移民、贸易、交通等及核心与边缘地区的关系及城市与市镇研究，有利于展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总的历史趋势是从区域到一体化的整合）、④社会学方法（源于社会学的结构理论、行为和功能学说及人口、心态等成为经济学的内容。可借鉴社会学的整体思考、比较研究、社会底层研究与社会调查方法等）。他很欣赏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长、中、短时段的历史研究体系，惟其份量大，应分工进行。研究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重要的是该方法本身的实用性和对所研究问题、现有资料的适 用性。选用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而应集众家之长。
他认为不能把全部经济史建立在某种单一的经济学理论上，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经济史为经济学提供材料，拓宽视野。经济史研究一般可以一定的自然条件下的生产力的增长、一定的社会制度下 经济运行的效果作为考察的主线。现今制度史的研究较为深入，而部门史、专题史则有不足，有些经济部门的发展规律尚待探索，或如资源、技术、生态环境等史的研究尚多属新构。一部新的经济史，不是已有文献和著述的选择与综合，而应该在总体上和部分上，在资料、方法、观点上，都属新构，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
先生在治史方法上着意实证主义原则，他认为西方史学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本体论上是受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集中针对的是历史事实的认识论。先生说也应当承认认识的相对性，我们也许不能“终极地”认识某些历史事实，但能不断地接近它。他认为西方史学迄今并未脱离实证主义，即使一部全部用经济分析构成的经济史著作，也首先要求检验资料和资料的正确性。但他也认为实证主义不作价值评判是其局限，历史研究应当有价值评判。不过经济史学的价值分析颇难，应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方法。前者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其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考虑，即历史主义的原则；后者则应当用今天的价值观来分析历史事物或行为对当时的作用，还包括对后代及今人的影响或潜在效应。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引逻辑实证主义治史，要求从一般规律和所研问题的初始条件推导出演变的结果，此方法有许多局限性，结论往往是预言性的，并包含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是不可取的。
先生近年重视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从而对经济思想史颇为注重。他认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是对当时经济制度的怀疑，纯粹的经济思想是对当时经济思想的怀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偏重文化范畴，与中国哲学史较紧密，要懂经济史和文化史才能研究。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有三大问题：义利──价值论、本末──生产论、轻重──流通论。西方经济学有局限，要总结中国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十分重要。
四
当年叱咤风云的爱国青年，如今已是八旬有余的老人了。不过，先生眼不花耳不背，常开会，还能爬山，每天依旧笔耕不止。我大致统计一下，发现他70岁（1987年）以后问世的成果不仅数量而且质量相当可观，占据其学术成就的重头，甚至可以说经济史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大多集中于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做学问是不老人的，尤其是天性豁达、乐天知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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