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 |
 |
时间：2009-7-24 13:50:40 来源：不详
|
|
|
论战，一是70年代在长春举行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5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号召下出现的。论战大体是一面倒的，是在“西周封建说”领导下进行的。虽然也有杂音，但声音不大。我大胆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但是战战兢兢的，生怕招来麻烦。
三
长春的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讨论会是在“四人帮”彻底垮台之后召开的，政治气氛宽松多了。当时分期说的主导思想是郭老“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但“汉魏之际封建说”也敢发言。我就在会上作了关于“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有位学者在会下就说：“这次会是西周封建说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可见这次会的宽松气氛。这位率直的好友，现在已不在人世了。
但大气候在变化。改革开放后，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不断涌向中国来，同时人文社会科学也涌向中国来。中国知识分子一向生活在闭塞圈内，一下开开门窗，看到外面一片新天地，什么都是新的。大家贪婪地吸收新东西。
我最早闻到的是新三论、旧三论。我没有深学过三论，我当时的感觉是：三论的内涵并没有超出辩证法。但我也感觉到我是不是对新思想、新东西不能接受了，落后于时代了。
今年4月3日在《光明日报》“史学版”读到对《中国社会史论》一书出版座谈会纪要的整版报道，大标题是：“拓宽社会史领域，深化社会史研究”。读后非常高兴，高兴到非常兴奋而又多有感慨。我是学中国社会史的，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新硕果、新成就的问世，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队伍的壮大，自然高兴、兴奋。这也是很自然的。
但读后回思，又略有失落、失望之感。我逐渐意识到：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变了，研究内容的重点变了!辩证唯物史观不见了，法国年鉴派兴起了。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宗教，家庭，风俗习惯等的研究多起来了，而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的研究萎缩了。
我不反对社会史研究要包括社会生活、宗教、家庭、风俗习惯等等，但我认为社会史研究的主流应该是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我也不反对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因为它的理论、方法有些也符合辩证法。但我认为研究社会史的主要理论、方法应当是辩证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史的主要方面应当是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
。
我在今年4月7日南开大学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以“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的主流”为题，讲了如下的话：“我完全理解，也完全同意，社会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我总认为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核心内容。这是研究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规律的。掌握人类社会发展总规律，发展方向，知道人类社会向何处走，这是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掌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面，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动性，为改造世界作贡献。对人类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科学，是最大的学问。社会史的研究方面，可以是多方面的，但社会经济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是主要方面，是主。内容可以广；主，却不能丢。”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说过：“在我看来，辩证唯物史观，乃是当代历史理论、历史方法论的最高水平。辩证唯物史观一点也不轻视精神、思想、心态等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辩证唯物史观只是强调一点：物是‘根’，是第一义的。离开这个根，便不能深入认识历史客观实际。如此而已。现代西方历史理论，如年鉴学派、政治文化学派等，如我所知，最好的观点，是对历史要作总体的研究，重视历史各种现象，政治、文化、思想等相互关联和交叉关系的研究。但这些不过是辩证法从整体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宏观、微观观点的实际应用。它们都包含在辩证法之内，而没有超出辩证法。”
现在，我还坚持这些认识。
但80年代以后，思想解放了，唯物史观却有点不时兴了，不被重视了。西方的新思想、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进来了。大家抢先去吸收。
现在是新世纪刚刚开始的年代，那么展望一下，唯物史观在21世纪、在今后的命运将如何呢?我的认识是：
(一)在近期，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