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史学认识论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须知这个课题在我国最早予以科学、系统地探讨的是梁启超先生，其筚路蓝缕的足迹，其敏锐的思想锋芒，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富有价值的东西。

一

　　梁启超在他本世纪初发表的著名文章《新史学》中，就明确阐述了史学认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结构关系：

　　“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史学认识论更成为探讨的核心问题。他注意到历史客体的特点，作为主体的研究对象，历史是人类“往而不返”的过去，任何活的事件都已永远不可能再现，“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沈。”（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历史证据的消失途径甚多，或人为隐匿、篡改、蹂躏，或自然淹没、破损、散亡，使“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觅。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则或费莫大之勤劳而无所获。其普通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同上）他进一步论述了史料的存在形式：（一）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此项史料之性质可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二）文字记录者，如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著述等等。指出“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间接的史料虽与历史事实之间或有距离，但如果史家“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这就是说，历史客体的存在是与主体相对的。所以他主张史家要革新观念，尽可能全面、深入地掌握和开掘史料，广泛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甚至从诗词小说、神话故事之类“非事实中觅出事实”，说“由此言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

　　梁启超对历史认识的主体，即史家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他把刘知几论史家“三长”和章学诚的“史德”说合并，略调次第，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认为史家应该具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四长”。先史德，史家的第一道德莫过于忠实，对历史“应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毫不偏私，务求公正。次史学，史家的学问既要专精，又要旁通，这样才能够在范围极其广博的历史领域中，攻下“炮台”。又次史识，史家的观察力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这需要下细密的功夫和掌握观察问题的正确方法。最后是史才，即作史的技术，要使文章写得讲究组织，富有文采，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那么史家主体是怎样对客体发生认识的呢？梁氏虽没有用“实践”一词，却也表达了接近的意思。“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他指出这是“治史学者应有之觉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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