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的基础在于分析。梁氏以其自创的语言说明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步骤。首先，“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他说“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治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地从整体历史中分割出一块来作为研究对象，但要注意：“其一，每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分观之，最少可以觑出一时代间社会一部分之动相。其二，各集团之总和须周遍，合观之，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见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确是研究集团之后，应对“集团分子”，即各种史料进行整理，“搜辑宜求备，鉴别宜求真”，并努力使“此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梁氏称作“集团实体之把捉”。为此还必须做三方面的分析研究工作。一是“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因为“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二是“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人格者’，”“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与“物的基件”，注意“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历史是人创造的，每一史迹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他或者他们应该是该史迹集团中的“立于主动地位者。”进而梁氏提出对历史的“人格者”进行心理分析的必要性：“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对于一个或数个“人格者”，“宜深注意于其个人的特性”，包括“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因为这“非惟影响于彼个人之私生活，而实影响于多数人之公生活。”对于“多数的人格者”，则要研究其民族、阶级、党派的意识。无论个人还是社会的心理，都有“正负两面”，对历史进程发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同时必须看到历史的“心的基件”要受到“物的基件”的制约，“物者何？谓与心对待的环境。详言之，则自然界之状况以及累代遗传成为固形的之风俗、法律与夫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乃至他社会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史家在分析“心”、“物”两种历史条件的时候，还要在“当时”，“此地”的观点上“量度”二者的“极限”，这样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三是“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史家可以测知“因”，却不能测知“缘”，但有缘必有因，“一史迹之因缘果极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应该承认，梁启超的分析方法代表了当时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方法和认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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