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本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许多理论主张是学习、引进西方近代史学观点而得，这是明显的事实。以往有的论者曾对此加以讥议，这是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发议论，因而是很不恰当的。梁氏所处的历史条件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建设急迫需要理论的指导，而当时是一张白纸，传统史家虽然曾经发表过一些有益的主张，但那是处在以往的历史阶段讲的，决不能简单沿用于竞争激烈、国事日蹙的近代社会，而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已远远先进，难道反而要对它深闭固拒、不予理睬吗？学习西方的进步理论，当时正是发展本国史学的迫切要求。梁启超以他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性格和理论兴趣，热心学习并且向国人大力传播西方近代理论，恰恰符合时代的这种需要。从半个多世纪后改革开放的今天来看，更是值得赞扬的。还应指出，梁启超不是照抄外国书上的说法跟着学舌，相反，他具有理论创造的条件。一是重视理论的阐发，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就为宣传新思想建立了不朽功勋。二是他对传统史学有极深的素养，对于清代学者治学的科学方法尤有深刻的认识。三是他本人有丰富的史学实践，撰写了大量有关通史、学术史、文化史、人物传记等方面的著作，对治史的方向、方法的得失有深刻体会。所以他学习西方理论是同中国的社会实际、学术特点相结合的。他的理论主张在几十年中受到推崇，其深刻原因正在于此。梁启超于１９２４年和１９２６年先后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约１１万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约１４万字），这两本著作发展了本世纪初撰著《新史学》时形成的观点，构建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若跟同时或较后时间的同类著作相比较，梁氏这两部专著观点更明确，内容更丰富，也更有系统性，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据我看来，梁氏的史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关于史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二、历史的因果和动力。三、史学方法论——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四、史家修养。五、专史的做法。

　　　　                                   一、论史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

梁启超史学理论的核心，是论述近代史学著作应该对促进国家富强、推动社会适应近代化潮流、提高国民素质发挥有力的作用，并且为近代史著规划了与旧史迥然不同的内容，论述了对旧史进行改造的具体途径。梁氏论“史”的目的，发展了《新史学》中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的思想，明确主张今天著史应作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以促进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梁氏相当深刻地论述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及历史的教育作用：“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别’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家的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瞿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成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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