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爱讲“无一字无来历”，乾嘉名家阮元作《国史儒林传》，专集前人成语，无一字出自杜撰。每句语都有根据，这是好的，但短处是文字太呆板。这种方法不能照搬，应该是大体上都有所根据，但还要有事实的补充和发表己见；在引古书时，也“尽可依做文章的顺序，任意连串，做成活泼飞动的文章。”还可考虑采用“纲目体”，以及在论著中适当采用图、表。关于“文采”，梁氏认为最重要的是两项。一是“简洁”，做到“章无剩句，句无剩句，句无剩字”。二是“飞动”。他说：“做文章，一面要谨严，一面要加电力，像电影一样活动自然。如果电力不足，那就死在布上了。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也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如像唱戏的人，唱到深刻时，可以使人感动。假使想开玩笑，而板起脸孔，便觉得毫无趣味了。不能使人感动，算不得好文章。”司马光文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要达到这两项要求，写活写好，没有别的秘诀，只有“常常模仿，常常练习”。要培养优良的史才，就要敢下笨功夫，“多读，少作，多改”，写作要谨慎、郑重，要反复地修改，从组织到文采，有不满意处就修改、补充、剪裁。长期下苦功夫，最后写出的历史文章或著作，就能感动人，就能提高它的价值。
五、论专史的做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着重的是专史的研究。梁氏区分为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分别作了概括性论述。然后具体地论述“人的专史”和“文物的专史”，包括：人的专史的对象，合传、年谱、专传的做法；政治专史、经济专史、文化专史（文学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史）等。
梁氏对历史有深入的研究，熟悉中国历史漫长进程中许多人物的经历，对于他们的作用、历史地位、影响有不少独到的看法，所以，他在《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中，对于人物传的选题和做法确有许多精到的论述。他认为，对于“人物传”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应有恰当的评价。中国旧史，本纪、列传几占了大部分篇幅，本纪、列传又以人为主，故历代正史也即以人为主的历史。这种特点，以近代眼光观察，缺点自然甚多，历史成为专门表彰人的手段，过分注重彰善惩恶，但对人的历史的作用又不能全部抹杀。拿《史记》说，在人物的性格、兴趣以至作事步骤，都与全部历史有关。《史记》所立每一篇列传，必代表一方面人物，如《孔子世家》、《孟荀列传》等代表学术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苏秦、张仪列传代表造成战国局面的游说之士，田单、乐毅列传代表有名的将帅，四公子平原、孟尝、信陵、春申列传代表那时新贵族势力，《货殖列传》代表当时经济变化，《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代表当时社会上一种特殊风尚。“每篇都有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个人作起居注。”故《史记》以人物传为主确有其重要价值在。西方史学中，有布鲁塔克《英雄传》，专记希腊的伟人豪杰，也有其“不朽的价值”。近世欧洲史学界，历史与传记分开，但“传记体仍不失为历史中很重要的部门，一人的专传，如林肯传，格兰斯顿传，文章都很美丽，读起来异常动人。”这些论述对我们的有益启示是，作专史，尽可以个人为对象，考察一个人在历史上有何等关系，“最要紧的是看历史人物为什么有那种力量”。
概括上述认识，梁氏总括有七种人物可以做专传或补作列传。（一）思想及行为关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时代或学问的中心，应该为他们专传。如杜甫，以他为中心，“将唐玄宗、肃宗时代的事实归纳到他身上，这样的话，可以作得精采。”杜甫的诗作不仅对后代影响大，而且与时代关系密切，“叙述天宝乱离情形，在杜传中是正当的背景，在李（白）传中是多余的废话。”（二）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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