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环环相扣的关系，“一波才动万波随”。他举出《史记》、《汉书》、《后汉书》有关匈奴和西域各国的记载，论述秦汉之际，中国拒匈奴势力骤减，匈奴得自强，乃南进，西击大月氏。月氏被逼远去，击大夏而臣之。此大夏是亚历山大王部将所建国，而希腊人势力东进的产物，旧史又称为“塞族”。“塞族受月氏大波所击荡，又南向征服印度。后百余年，月氏王所立五翕侯的后代自立为贵霜王，又侵占安息，攻灭天竺。至此，挫希腊之锋使西转，自尔亚陆无复欧人之势力矣。”综合此几百年史实，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论题：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之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中国与西方地域相隔辽远，“而彼我相互之影响犹且如此之巨，则国内所起之事件，其首尾连属因果复杂之情形，盖可推矣。”这正证明人类的历史活动息息相关，“如牵发而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落”。
（二）关于自然因果律与历史因果律的不同。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自然现象的因果律本身就异常复杂，不易探求，而历史现象的复杂尤甚。在此意义上，他指出：“若果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但梁氏明确地不赞成借此不谈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不谈因果，而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的目的消灭。”故问题是研究者要有特别炯亮的眼光观察历史因果关系，要明了自然界与历史的因果律二者的不同。简要言之，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而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不各有其特别之特性。此种个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偻指，且性质上亦变幻不可方物。”其三，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故“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以上所论均确有见地。更值得重视的是，梁氏由此而论述了历史运动是由各个怀有各不相同目的的个人之活动总体构成，在有意无意、错综复杂之间，形成了似乎是向着共同的目的前进。他说：“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若无之间，乃各率其职从各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的‘史纲’，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强调历史家通过千差万别的不同个人的动机，去求历史运动的“总相”，从中找出因果规律。这一结论与唯物史观论证历史运动的“合力作用”有相通之处，是梁氏深入思考和概括许许多多复杂历史现实而得，具有极高的哲理上的价值。
梁启超对因果律的认识，一年以后，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演中，有所后退，称：“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承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然则，梁氏这次讲演中所表达的看法，又不能笼统地完全责备为倒退，因为其中包含着他若干有益的思考。他指出历史现象无比复杂，“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果’”，“他正从这方面创造，说不一定一会儿又移到那方面创造去，而且一个创造又常常引起第二、第三……个创造。你想拿玻璃管里加减原素那种顽意来测量历史上必然之果，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又说：“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1］他强调不能拿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因果律来框定复杂的历史现象，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也可以说比之原来有更深刻的地方。但是他一再强调“历史是人类自由意识的创造品”，而不认识这种自由意志要受到客观条件和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所制约，甚至因一些物质文明的成果，遇到发生灾祸或战争毁掉，便据此否认人类在物质文明方面是进化的。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
（三）梁氏对历史的动力也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英雄人物在历史上有极伟大的作用，同时又认为，“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时社会心理发生因果联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相互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又认为，“文明愈低度，则‘历史之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故‘历史即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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