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方法论——史料的搜集与鉴别

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至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何搜集材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辟了专章论述史料的搜集与鉴别，这是他所论述的史学方法论问题，是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运用了近代学术眼光加以总结和发展。因此他申明：论述搜集和考证史料，目的是达到“求真”，而“求真”乃是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发展而来。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与鉴别的意义所在。梁氏的论述所涉及的范围甚广，这里只能举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加以论列。

一般的史事记载见于常见的史籍之中，掌握并不费力。对于治史者来说，困难而又至关重要者，在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孤立的材料中，把它联系起来，发现问题，并得出恰当的有价值的结论。梁氏举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意义的例证。他本人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林立的情状，先从《左传》、《国语》中汇录其中所述已亡之国，得六十余，又从《逸周书》中搜录，得九十余，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录，得七十余，又从金文中搜录，得九十余，其他散见于各书者尚有三、四十。结果，“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者，就将三百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分之二。其中最稠密之处——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者。试为图为表以示之，而古代社会结构之迥殊于今日，可见一斑也。”经过这样一番将分散而旁人不予注意的材料搜集研究，得出“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的结论，证明国家形式演进必须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梁氏又曾欲研究中古时期中印文化交流，而考证中国赴印度学习佛经的人物。按常人习知者，不过前有法显，后有玄奘，三几人而已。他先据慧皎之《高僧传》、义净之《求法传》，得六七十人，已大喜过望；其后每读一书，遇有此数则类而录之，经数月乃得１８７人之数（其中姓名失考者有８２人，所余得１０５人）。再将这１８７人“稽其年代籍贯，学业成绩，经行路线等，为种种之统计，而中印往昔交通遗迹，与夫隋、唐间学术思想变迁之故，皆可以大明。”又有一种材料，在同时代看似平常，而经历不同时代以后情况出现变化，人们也不注意。治史者若将它们搜集起来系统排比整理，同样可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梁氏所举出的《历代高僧传》所记隋、唐以前诸僧之重要事业，“大抵云译某经某论若干卷。宋以后诸僧传中，此类记事绝不复记，但记其如何洞彻心源，如何机锋警悟而已”，即是很好的例证。对这些材料仔细地搜集、整理，可证明隋唐时期僧人重视译经、注经，以后僧人以警悟妙对相尚，所走的正是与中古经学——宋明理学相类似的道路，形成了两相平行而起伏波折相同的两段曲线。学术史上还有这样的情况，“往往有一人之言行，一事之始末，在正史上觉其史料缺乏已极，及用力搜剔，而所获或意外甚丰。”晚清孙诒让研究墨子生平，即是这样。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所附墨子生平，仅有２４个字，史料可谓至为枯竭。孙氏生于二千年后，却能遍引各书，钩稽史料，作了一篇数千言的博赡翔实的《墨子传》，成为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梁氏又特别论述史料应用的两种情况。一是官书，记载每经封建朝廷有意篡改。“《宋神宗实录》，有《日记》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篡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至清代而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实录稿今入王氏《东华录》者乃乾隆间改本，与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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