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料的鉴别，梁氏作了明确的界定：“正误辨伪，是为鉴别。”他反复阐明对史料正误辨伪，是极其复杂的工作，必须具有严谨的态度、精密的方法，从本国说，是要继承“前清乾嘉诸老严格的考证法”，从外国说，是要吸收“近代科学家之归纳研究法”，二者是相通的。梁氏在书中所论述的方面甚广，例证极其丰富，现择举数项介绍。其一，鉴别史籍的价值，第一步应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可信程度愈强，因为作者所获见的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例如研究三代以前史迹，吾侪应信司马迁之《史记》，而不信谯周之《古史考》，皇甫谧之《帝王世纪》，罗泌之《路史》。何则，吾侪推断谯周、皇甫谧、罗泌所见直接史料，不能出司马迁所见者以外，迁所不知者，周等何由得知之也？是故彼诸书与《史记》有异同者，吾侪宜引《史记》以驳正诸书。反之，若《竹书纪年》与《史记》有异同，吾侪可以引《纪年》以驳正《史记》。何则？魏史官所见之直接原料，或多为迁之所不及见也。”但运用这一原则又不能刻板。在特殊情况下，有极可贵的史料而晚出或较迟传布，后人才能利用，而为前人所不及见。如元代重要史料《元秘史》、《圣武亲征录》等，都是晚出的史料，为明初宋濂等人修《元史》所不及见，故魏源《元史新编》、柯劭忞《新元史》在史料价值上有不少地方超过《元史》。其二，对于涉及同一时期或同一问题的史籍，考定其价值时，应考察作者的史德、史识，以及其人所处的地位如何。“例如陈寿时代，早于范晔，然记汉、魏易代事，晔反视寿为可信。盖二人所及见之直接史料，本略相等，而寿书所不能昌言者，晔书能昌言也。”以往的史籍，即使是名著，总不免有一部分记载失实或有缺欠，故研史者“宜刻刻用怀疑精神引起注意，而努力以施忠实之研究，则真相庶可次第毕露也。”第三，治史者切忌用的伪材料。如通行本《尚书》（今古文混合）中有《胤征》一篇，记载有夏仲康时发生日食。欧洲近代学者曾据此提出古代日食史的种种提法，长期争论，甚至著成专书。殊不知《胤征》篇纯属东晋晚出之伪古文，根本是伪史料，欧洲学者不了解这一背景，致使花费了笔墨、精力而毫无价值。然而，所谓伪材料，若按照该书所题作者的时代立论，确是伪造，但若能考出该书所出的真实时代，放在此时代考察，则又可能成为有价值的材料。如《管子》、《商君书》，若指定为管仲、商鞅所作则必伪；然其中大部分皆出战国人手；若据以考战国末年思想及社会情状，固绝佳的材料也。其四，梁氏总结出史文大多经过事后的增饰，治史者不能完全据信的原则。他说：“史文什九皆经后代编史者之润色，故往往多事后增饰之语。……如诸葛亮之《隆中对》，于后来三国鼎立之局若操券以待，虽曰远识之人，鉴往知来，非事理之不可能，然如此铢黍不忒，实足深怪。试思当时备、亮两人对谈，谁则知者？除非是两人中之一人有笔记，不然，则两人中一人事后与人谈及，也乃得知耳。事后之言，本质已不能无变，而再加修史者之饰，故吾侪对于彼所记，非‘打折头’不可也。”［2］《隆中对》向来为谈三国史者所津津乐道，但据近年来学者研究，其中有的内容确系出自事后的总结以至夸张之语，证明梁氏这一论断之中肯。梁氏在书中还提出鉴别伪材料的１２条原则，以后发展成为《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一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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