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影响到当时与后来，或影响不大而值得表彰，应为他作专传。（三）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简略的，应当为他作专传，如墨子、荀子，又如王充、刘知几、郑樵、吴敬梓等。（四）在历史上有作为而受到诬枉的人，应从辩护角度，重新作传。如范晔，以叛逆见杀，确是冤枉，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作了《申范》篇，为之辨诬。李清照在宋人笔记中说她品节可有訾议之处，俞正燮在《癸已类稿》中作有《易安居士事辑》，证明谣言之无实。又如提倡新法的王安石，明朝以前人认为他罪大恶极，而且不满王安石的议论在社会上很普遍。就应重新作传，洗刷他所受冤枉，表彰他的贡献和人格。（五）皇帝的本纪及政治家的列传，在旧史中因体例所牵，写成官样文章，看不出其性格特点和作为，如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汉光武帝、曹操、刘备、孙权、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唐太宗、元太祖、宋太祖、明太祖、康熙、雍正、乾隆帝等，政治家如诸葛亮等，都应作专传。（六）有的外国人，主要活动在中国，作出了贡献，如马可·波罗、利玛窦等，应作专传。（七）近代政治或学术人物，如孙中山、蔡锷以至西太后、袁世凯等，可作专传。
以上梁氏所论，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提出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在这数十年中，这些课题几乎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且大多已写出有价值的论著，说明梁氏的看法，确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饶有兴味的是，梁氏在当时已提出重新研究曹操的问题。他这样议论：“曹操代汉，在历史上看来，这是力征经营当然的结果，和汉高祖、唐太宗们之得天下实在没有什么分别。自从《三国演义》通行后，一般人都当他作奸臣，与王莽、司马懿同等厌恶。平心而论，曹操与王莽、司马懿绝然不同。王莽靠外戚的关系，骗得政权，即位之后，百事皆废。司马懿为曹氏顾命大臣，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这两人心地的残酷，人格的卑污，那里靠得上和曹孟德相提并论。当黄巾、董卓、李傕、郭汜多次大乱之后，汉室快要亡掉，曹孟德最初以忠义讨贼，削平群雄。假使爽爽快快作一个开国之君，谁能议其后？只因为玩一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竟被后人搽上花脸。换个方面看待，同时的刘备、孙权，事业固然比不上曹操的伟大，人格又何尝能比曹操高尚？然而曹操竟会变成天下之恶皆归，岂非朱子纲目以后的史家任情褒贬，渐失其实吗？”梁氏总的看法是，曹操在历史上的作为，类似于汉高祖、唐太宗，不失为一个“开明之君”，应该破除陈旧观念，对他重新评价，写出有价值的专传。果不其然，“替曹操翻案”在五六十年代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这恰恰证明梁氏的见解符合近代学术发展的趋势。
梁启超又是近代提出应该写出“中国史学史”这样一部专史，开辟这一学科领域的第一人。本书所讲“史学史的做法”，即可作为他论述“文物专史”的代表。我国历史著作产生很早，先秦已有《春秋》、《左传》，表示对于人类历史活动要自觉地作记载、总结的工作，这是认识的一次飞跃。至刘知几著《史通》，写出史学评论的专门著作，对史学的发展自觉地做总结工作，从史学发展说，是认识又一次飞跃，进入近代，梁启超提出写“史学史”，自觉地对史学本身的发展作总结，这是认识上的第三次飞跃。梁氏的论述对于近代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有三项突出的意义。
首先，他最早设计了史学史体系的框架。中国史学史的演进，时间极其漫长，内容无比繁富，在总体上如何驾驭，殊非易事。梁氏首先提出应包括四大部分。（一）史官。他认为，中国史学之所以发达，史官设置之早是一个主要原因。（二）史家。中国最早的史家，可推孔子和《左传》作者。以后，历代著名的史家，梁启超特别提出司马迁、斑固、荀悦、欧阳修、司马光、朱熹、袁枢等人。（三）史学的成立及其发展。梁氏认为，对中国史学成立和发展最有关系的是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对刘知几的评价尤高。（四）最近史学的趋势。梁氏所设计的史学史，要一直讲到当前史学发展，加以总结为止，提供研究当前史学，就是为了使这门学科能够对当前起指导作用，这是梁氏的卓识，也是对中国史学关注现实的优良传统的发扬。
其次，从本书还可看出，梁氏晚年对传统史学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已较之《新史学》中那种持过分激烈的批评态度不同，他有意修正早期的偏颇之处，更加注重总结一些重要史家的杰出成就。对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认为它诸体配合，包罗万象，气魄宏大的突出优点，仍然值得近代学者重视，从中得到借鉴。“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传人、事，伸缩自如，实在可供我们的研究。”
复次，梁启超敏锐地看出当前学风存在方向性问题，中肯地加以批评，提出矫正的办法。指导当前的史学实践，使之朝着健康的方向前进，这是史学理论最重要的任务和最有意义的工作。梁氏在讲“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中严肃地批评学术界专爱做细小问题的考证的流弊，指出这并非治学的大道，趋难就易，想侥幸成名，是一种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