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学识渊博，著作宏富，是我国近代成就卓著的史家。作为“新史学”的创始人，他极力倡导史学比较方法，多次阐述比较研究法的内涵与功用问题，促进了近代这一富有新意的史学研究法的成型和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此外，作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1] （p1），梁启超还在其史学研究实践中有意识地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推进了本国史和外国史等领域的探讨，其比较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术界很多学者在研究梁启超时均涉及到梁氏的比较方法，本文试图在这些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阐述梁氏在倡导和运用史学比较方法上的出色贡献。

一、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其史学理论的形成

对于一些历史问题或历史人物进行某种程度的比较，在古代史家所撰写的史著中已经出现，但往往是不自觉的运用。“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明确地提出来，是始于近代，并且与梁启超的名字相联系。梁启超作为近代史学大师，大力倡导比较研究，他一方面评价了传统史家对比较方法的恰当运用和成功之处，提出了“比较研究”的概念，另一方面，他还追溯了比较方法的起源，对比较方法的内涵和功用在理论上进行了阐释，堪称“开比较史学的先河”[2]。

比较方法是鉴别和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故古代史家中能将之运用于治史者也不乏其人。比如乾嘉史学中已有比较方法的实际运用，朴学家在辨伪、正误、校雠过程中常常把不同版本、不同行文、不同记事拿来进行比较，以期得出真确的史料，完善他们的考据工作。考据家赵翼之《廿二史札记》更是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3]（p1），堪称传统史学中运用比较研究的出色之作。近代重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作用的史学大师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对赵翼著作的这一特点多有论述，言辞中流露出对史学比较方法的充分肯定，并显示出他极力向人们提倡进行比较研究的思想倾向。梁启超将《廿二史札记》作为国学入门书目之一，因为“此书深得‘比事’之诀，每一个题目之下，其资料皆从几十篇传中，零零碎碎觅出，如采花成蜜，学者能用其法以读史，便可养成著述能力”[4]（p12）。此类论述在梁氏著作中屡有见到。梁启超之所以多次论及赵翼之书，这是因为赵翼深得比较之义，对史学比较

方法的运用范围较广，使其书有别于其他考证著作。故梁启超说：“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5]（p39）这里，梁启超正式提出了“比较研究”的概念，将比较方法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予以确认。

但是传统史家的比较研究“只是为了求得史籍史事的真确”[6]，并且只是从治史的基本方法的高度来认识和应用它。梁启超作为“新史学”的创始人，他所倡导的比较研究已经与乾嘉史家不同，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他已经不限于考据方面的要求，而且还要进一步求得对历史真相、历史特点以及历史演进之法则性的理解。梁启超曾说：“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7]（p109）可见，要求在史学研究中进行异同比较，已经不再是纯经验的运用，它已经作为一种治史方法明确地提出来，并且要求治史者自觉地对之加以运用。

研读梁启超丰富的史学论著，我们不难发现，他除了提出“比较研究”这一概念之外，还对史学比较方法的渊源、内涵和意义作了初步的说明和阐释。他对史学比较方法的论述散见于诸多的史学篇目之中，本文试图作初步的梳理，以彰显梁氏在构建近代史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大力倡导史学比较方法之功绩。

关于比较方法的渊源，梁启超认为，史学比较方法的最初运用，可以追溯到《礼记》中的 “属辞比事”。他说：“治史的最好方法，是把许多事实连属起来比较研究，这便是‘属辞比事’”。因为 “这些事实，一件件零碎摆着，像没有什么意义，一属一比，便会有许多新发明”[8]（p95）。我们在梁氏对《廿二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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