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与世界——中西文化比较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爱国志士就自己民族的命运问题投下了无限的思虑和才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作为一个急迫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严复便是其中颇有作为的学者之一。他在1895年发表《原强》、《论世变之亟》、《辟韩》等一系列文章，运用中西比较方法来阐明其学说，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上，“严复称得上思想界的先河”[15] (p74)。继严复之后，梁启超则自觉地以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眼光，借鉴西学以为参照系，以西方文化参补之，从中西学术思想发展的源和流，对中外历史、中外文化的长短得失进一步展开论述。

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他专节比较了中国学术思想全盛时期的先秦学派与欧洲文化发祥期的古希腊学派，可谓是对史学比较方法自觉运用的典范。在先秦学派与古希腊学派的比较中，他认为中国先秦学术思想长于古希腊的地方有“五事”：即所谓“国家思想之发达”，“生计Economy问题之昌明”，“世界主义之光大”，“家数之繁多”，和“影响之广远”[9] (p31-33)。梁启超通过中西比较，从国家思想、生计问题、世界观念、学派状况和后世影响五方面说明了我国先秦思想的优长之处，并简要地分析了其中缘由，这足以体现出梁启超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自觉性。同时梁启超又表摭了先秦学术之短：1、缺乏论理Logic思想；2、缺乏物理实学；3、无抗论别择之风；4、门户主奴之见太深；5、崇古保守之念太重；6、师法家数之界太重。[9] (p33-38)梁启超对先秦思想短处所作出的分析切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内容，见解独到而深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反思。

先秦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作为中西文化之源，是我们了解中西传统文化的窗口。梁启超对先秦学派与希腊学派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比较分析，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全盛时代的先秦学术本身的特点以及它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也有助于使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显然，对于先秦诸子思想得失的揭示即是在与希腊学术的横向比较中获得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比较，我们的先秦学术真可谓是完美无缺。梁启超以希腊文化为参照系，试图中西合璧，以恢复上古和中古时代“我中华第一也”的学术“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9] (p2)。因此，“如何而能应用先哲最优美之人生观使实现于今日”[14] (p182)成为他治学的旨趣所在。

《郑和传》也是梁启超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出色之作。郑和作为“航海伟人”，与哥伦布和达·伽马在航海史上齐名，而“哥氏、维氏（即达·伽马）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矣！则哥伦布之后，有无量数之哥仑布，维嘉·达哥马之后，有无量数之维加·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那么，他们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为何迥然不同？带此疑问，梁启超进而对其原因进行分析，他认为这是由于驱使航海的目的不同造成的。哥伦布和达·伽马航海是因为“母国人满，欲求新地以自殖”，郑和下西洋则是要彰显“雄主之野心，欲得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16] (p11)梁启超在行文中对三位航海家航海目的自觉地进行了比较研究，所得出的认识切中问题实质，充分说明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没有影响我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西方哥伦布等航海家的航海行为却直接引起了地理大发现，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原因所在。对于郑和下西洋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史学界讨论很多，但在此问题上，学术界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超越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梁氏所提供的比较研究思路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者仍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梁启超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已经自觉地运用比较方法进行中西文化比较，除上面我们提及的比较研究之外，他还对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各国制度及学说、偿还国债与普法战役后法人偿还普债以及近代中国的处境与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意大利的境遇之异同等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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