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梁启超在对乾嘉考据著作《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和《诸史考异》进行比较时突出强调了赵翼“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 [5](p39)的著述特点。一方面，他指出了赵翼著作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运用比较研究具有探寻盛衰治乱之原，探寻事物发展规律的作用。此外，梁氏在《新史学》中也提到“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12] (p10)，注意进行中外古今的横向和纵向比较以及它在寻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即历史发展规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一认识在当代史家中已经达成了共识。比较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手段，它的最大功用就是要辨异同，析缘由，分析事物本质，探求历史发展规律。正如庞卓恒先生所说：“各种类型的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共同的首要目的或功用，就是通过比较研究或比较考察探求各种历史现象（包括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发生、发展、消亡或成败兴废的共通之理，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比较研究来说，就是要通过比较探求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发生发展和消亡的特殊规律，并进而探求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13] (p4)可见，将寻求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比较研究的目的是自梁启超以来代代史家的共同追求。
（三）明得失。明得失以自淬厉，这属于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表明了自己写作此书的动机。他说：“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盖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5] (p3)由此可知，梁氏将欧洲文艺复兴与清代学术这一类似时代相印证，加以比较，其目的则在于更好地认识中西文化各自的长短得失，更好地认识自身以达到祖国图强之目的。此外，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中对此也有论述：“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9] (p2)而“不知己之所长，则无以增长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则无以采择补正之。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语其短，则救时之言也”[9] (p33)。因此他希望能够通过中西文化交融，使“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9] (p73)。显然，梁启超充分注意到了比较方法在明得失，自淬厉方面的重要作用。当然，比较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其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为求“史学公理公例”服务的，而“公理公例”的探求是为了更好的指导现实，指引未来，这是我国史学研究一贯坚持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精髓所在。
可见，历史比较研究在辨事实、析缘由与明得失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梁启超在20世纪初对史学比较方法便有如此卓识，这推进了人们对比较研究的认识。历史研究，宛如奔腾的江河，前后相撞，波澜万千。后人的研究总会以前人的研究为起点，新陈代谢，生生不已。梁启超的卓识对我们现在研究史学比较方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是我们现在从理论上研究史学比较方法所不能忽略的。可以说，梁氏的这些分析是我国当代系统研究史学比较方法的先声。
二、史学比较方法与本国史研究
作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1] (p1)，梁启超大力提倡史学比较方法，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作为史学方法论重要内容的比较方法，而且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也对其大力加以运用，理论与实践两者兼论，各不缺失。就本国史研究而言，梁启超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了总结，肯定了其中合理的到了近代仍然具有宝贵价值的部分，向世人展示了一幅以中国传统史学为内容的多姿多彩的画面，同时也有力地批判了旧史中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封建史学的毒素，而比较方法的运用对于客观分析、全面阐释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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