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多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认识。他说：“彼（赵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8]（p291-292）“赵瓯北翼之《廿二史札记》，其考据之部分，……采集论断，属辞比事，有足多者。”[9]（p96）“‘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盖最善于比事也。此法自宋洪迈《容斋随笔》渐解应用，至赵而其技益进焉。”[7]（p26）可见，在梁启超看来，“比事”与比较方法的实质是相通的。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比较方法称为“比观法”，可以说是“比事”之意的进一步引申。
梁启超提倡史学比较方法，必然要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说明：
首先，什么是史学比较方法？一般来说，要想对事物进行说明，首先要对事物的概念和内涵进行阐释。尽管梁启超对史学比较方法内涵的阐述还不够系统，但他的论述对我们认识史学比较方法的内涵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
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7] (p63-64)
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5] (p45)
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7] (p65)
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9] (p78)
综而观之，梁启超一方面注意到比较研究是在“若干事”、“多数”（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之间进行，一事项本身无法进行比较这一比较研究的前提；另一方面，他还强调，比较要在“同类之若干事”、“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同类或相似之事项”中进行，毫无干系的事物之间无法进行比较。这两个问题是当今比较史学探讨的可比性问题。我国系统的比较史学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的，范达人在《当代比较史学》一书中指出：历史的比较研究是有条件的，“首先的一条是，必须是可比的。拿来作比较的历史事物，从一定角度讲，应是可以比较的。不能把没有任何角度联系的事物加以比较。”[10] (p12)可见，他们的认识实际上是相一致的。梁启超在20世纪之初便对史学比较研究具有如此认识，以此即见其卓识。
其次，为什么要运用史学比较方法？即比较研究的功用及意义是什么。历史研究有事实判断、因果判断和价值判断三个层次，梁启超对史学比较方法的功用及意义的论述同样触及到这些层面：
（一）辨史实。这属于历史研究中最基本的事实判断，对于考证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梁启超看来，“史料以求真为尚” ，而与“真”相对的是“误”与“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7] (p71)。然而有比较才有鉴别，“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9] (p2)。通过比较，辨别真伪，“参互勘校”，往往可以找到辨别史实真伪的突破口，使历史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20世纪初，我国史学之进步的表现之一便是“客观的资料之整理”，而比较研究是史学家们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7] (P1)显然，在梁启超看来，在考证学中以求真为目的和旨归的比较方法是客观估定史料价值的手段，在近代史学对科学精神的追求中功不可没。
此外，利用比较方法，还可以促进史学新见解的产生，也可以得见时代精神，深化史学认识。这些都有助于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历史事实作出真实合理的判断和思考。但是，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会十全十美，在史料鉴别中，梁启超指出了比较方法的局限性：“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7] (p 65)
（二）析缘由。这属于历史研究中的因果判断。析缘由也就是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寻求因果关系。梁启超十分强调明晰因果关系的重要性，认为“明白因果是增加新智识的不二法门”[11] (p5)，并且他自己也 “最喜为大量的比较观察，求得其总括的概象，而推寻其所以然”[7] (p57)。推“所以然”，也就是使读者形成探寻事物发展规律的思路，培养研究事物因果关系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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