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政治思想史》中，分析了先秦颇有影响的四个学派，即儒、墨、道、法四家政治思想的表现。譬如，梁启超在论述道家思想时明确指出：“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4] (p99)类似的比较研究屡有见到，充分论证了四种学说的不同特点和学说倾向。此外，梁启超还运用比较方法专章论述了四学说对于统一运动、寝兵运动、教育问题、生计问题、乡治问题、民权问题的不同看法。通过采用比较方法，读者充分领略到先秦诸哲之学术的精深博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姿多彩以及古代多种思想彼此影响、相映生辉的气象。而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处的正统地位。儒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要想弄清其它学说的地位和作用，只有与儒学这个文化的主干相比较才能得见，也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再现出时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内容。
梁氏以擅长写学术史著名，在他大量的学术史著作中，著作间的比较随处可见。如梁启超曾对顾亭林的《日知录》与黄东发的《黄氏日抄》和王厚斋的《困学纪闻》作比。他说：“从表面看来，体例像是差不多，细按他的内容，却有大不同处。东发厚斋之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日知录》不然，每一条大率皆合数条或数十条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非经过一番‘长编’工夫，决不能得有定稿。……不但此也，《日知录》各条多相衔接，含有意义。”所以他认为，“拿阎百诗的《潜邱札记》和《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相比，还有点像。顾亭林的《日知录》，却与他们都不像。”梁启超用生动的比喻揭示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他说：“他们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绵纱或纺线。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8] (p61-62)可见，梁启超既注意到著作间内容的不同，同时也分析了著作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和优劣点，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作品所蕴含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治文化之史过程中，对不同学者进行比较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通过运用比较方法，可以突出学者的治学特色和研究方向。清初有五位著名学者（即近世学术史上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刘献廷），其学术取向对整部清学史影响甚巨。梁氏很重视对“五先生之学”的研究，通过比较，阐释其学问中之“普通者”与“特别者”。“普通者”即相同点。他认为，五先生的相同之处有四：即“以坚忍刻苦为教旨相同也”；“以经世致用为学统相同也”；“以尚武任侠为精神相同也”；“以科学实验为凭借相同也”。接着，他分别对五先生之学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了五先生各自的特点，言及五先生之学的“特别者”，即相异之处。顾亭林在学术史、人文地理、生计学、声音训诂以及金石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故言清学之祖，必推亭林。诸先生之学统，不数十稔而俱绝，惟亭林岿然独存也”。 梨洲则为“开拓万古，推倒一时者”。《明儒学案》开中国学术史之先河。“学之有史，自梨洲始也”。此外，梨洲还在法治、律学以及算学上均有所研究。至于船山，梁启超评价说：“《正蒙注》、《思问录》两书，本隐之显，原始要终。浏阳谭氏谓五百年来学者，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非过言也。《读通鉴论》、《宋论》两编，史实卓绝千古，其价值至今日乃大显，无俟重赞。抑《黄书》亦《明夷待访》之亚也，其主张国民平等之势力，以裁抑专制，三致意焉。”颜习斋之学则“颇有类于怀疑派，而事事而躬之，物物而肄之，以求其是，实宋明学之一大反动力，而亦清学最初一机捩也”。梁启超认为，“五先生中，其最不显者莫如继庄。”然而“继庄之学，最足以豪于我学界者有二端：一曰造新字。……二曰倡地文学。”[9] (p81-83)以上，梁启超对五位学者所作的分析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近世学术的成绩以及他们各自的治学特色，这对于我们研究近代学术不无益处。
梁启超是大学问家。他兴趣广泛，博学多能。举凡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等等无不涉猎，且每治一学，则沉溺其间，建树卓绝。梁启超在研究本国史过程中，除了对不同学派、不同著作及不同学者进行大量的比较研究之外，还注意从历史发展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